新公司开始完全没有业务。马凯百无聊赖。转眼过了两三个月的混乱期。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

唐丽德也离职了，去了大老板的新公司。就叫这个公司格林吧。有一些原来的研发老总，带着人也去了格林。

大老板应该是早有准备。05年呢，手机的研发还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工作。要基于飞思卡尔，或者是德州仪器的芯片开发。洋品牌在这个领域占据着绝对优势。国内能做自主研发的公司也就那么几家。大老板在前东家一战成名的几个机型，最早期的一两个，其实是从韩国买的打包设计方案。等到赚钱了之后，才真正开始广招研发。不过，因为大老板是工科出身，在研发上的投入，确实是真金白银的。

他可能带走了三分之一的中层开发工程师。哪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国产手机公司，在当年，一部机器从立项，到上市，都要9个月左右的时间。但05年的3月份，大老板的新公司刚成立，就宣布五一假期之前会有三款手机上市。

这还是在缺少高层领导的情况下。

前公司的高层领导，大多数没有选择去格林。

譬如江总，已经在深圳开始创业。据说是大伟，南京那个和老阚铁杆的国包，联合了几个国保，给江总投了2000万。他们准备做自主的手机品牌。前公司研发一个本部的总经理，带了一整个团队，跟了江总。其实他们当时的研发实力，可能比大老板的还要强。再加上跟着江总的一些采购、计划、生产。江总的团队应该是最豪华的。

这里可能要说明一下，国产的手机行业约定俗成的一些称呼。可能是这个行业节奏一直很快，所有的名词能够简化就尽量简化。譬如，采购工程师，就是采购。我是一个干采购的。我是售后。我是生产。我是项目。很多现场会，自我介绍，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职能。有问题也好问，譬如：“项目来说一下，排期这里为什么会延误？”

更熟一点，需要单对单交流的时候，一般互称“工”，譬如马凯，哪怕是策略部的，是一个文字性选手，也常年被称为“马工”。尤其在总部层面，研发、生产的人员占比是极高的，这样称呼，也就是一个手机公司重视技术的缩影。

再说到老阚，他去了集团另一个手机子品牌之后，很快站住了脚。那边本来是一个欧洲品牌，在中国业务开展地极其不顺利，以被收购的方式，退出了中国。

不顺利地原因，官方的说法是欧洲人不太适应中国市场。其实是不适应中国制造业的拼劲和复杂性，换言之是廉价和鸡贼。

就像集团，大概到04年才开始实施表面上的双休制。这还是因为加入 WTO 后，为了拿到沃尔玛的订单，才开始实行的。沃尔玛会审查供应商是否使用童工，是否以超出40小时工作制度来获取廉价劳动成本等等。集团的做法是，周六上班和平时加班不打卡，考勤工资表上就看不到任何记录。但这样，完全不妨碍超时生产。

而那个欧洲品牌呢，他们早就实现了35小时工作制。你可以选择周一到周五中间任何一个半天休假。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坐办公室的员工常年逃班，如果被抓到了，也就是补个调休单。

反倒是销售被抓到的少。因为他们在外面跑，坐班的人都逃班了，哪有人去抓他们的考勤？

但他们大多没闲着。各路途径，从上到下，想着办法挣钱。马凯在杭州的时候，认识他们一个当地的售后，年纪轻轻全身名牌。马凯嘲笑他：

“你们售后比率这么高，反而你们效益好，奖金高啊。”

那位后来才和马凯说了真相。他们的故障率，很多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他们公司早期都是委托第三方公司来做售后，客户送修的故障机，由销售从各级代理处收回来，交给分公司的售后职员，再统一交给第三方公司维修好。按说，保修期内是公司出钱，保外故障是客户出钱，欧洲人可能觉得这个流程是没有什么利益漏洞可钻的。但他们给第三方结算的售后费用太高了，公司又不做严格的审核。于是，各种途径都出来了。

譬如，特别熟的一些经销商，他们合伙把保外维修做成保内维修，收了客户的维修费之后，再做一套维修凭证，让公司承担维修费用。

再比如，有些客户嫌维修费贵的时候，将他们介绍到非官方的维修点。其实这些维修点，大多还是官方第三方维修公司或者个人的连带关系。有些小件的物料，公司是允许损耗的，每次上报损耗的时候多报一点，囤的物料就够修几十部手机了。

售后尚且如此，其他部门更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此种种，欧洲品牌怎么能干得下去？

所以老阚决定去那边当总经理的时候，有些人是在看笑话的。“想压着林总一头，也不能去趟这个浑水吧。”

老阚没管这些。他风风火火地和全国各分公司说，他要轮巡一遍。东北是前欧洲品牌最复杂的区域，老阚第一站就选了那儿。据说，下了飞机，被三四个省的分总直接带去了饭店，说边吃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