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房山西南的隋唐古刹云居寺，是一座巨大的石刻佛教经籍宝库。云居寺刻经始于隋大业年间，历唐辽金元明，长达一千余载。计刻佛经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所刻经版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一石，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寺内的压经塔下。镌刻石经在北齐时已有先例，如山西太原风峪刻有华严经、山东泰山石经峪刻有金刚经、徂徕山刻有般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刻有维摩诘经、胜鬘经等。此后历代也时有所为。但是此类刻经多为一时之举，刻石寥寥，所刻佛经不过一经数经，因而均无多大影响。房山石经延续时间之长，工程之浩大，所刻经石数量之巨、佛教经籍之完备，则冠绝古今，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房山石经巨大的宗教、文化、历史价值难以估量。对此，中外学者论著颇多。国人视房山石经为“国之重宝”，房山石经镌刻、珍藏之地云居寺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二

纵观房山石经，辽代石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一，在绵延千载的房山刻经史上，辽代石经起着起废崇兴、承前启后的作用。房山刻经自隋大业开始，到唐未告一段落，进入五代因战乱而止。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后，辽人统治了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至辽太平七年1027，停顿了一个世纪的房山刻经事业在圣宗的支持下得以恢复。此后，世代相袭，从未间断，至明末而终。

从隋大业到唐末，房山刻经不过三百年左右时间。如果不是辽人恢复了五代以来中断了的刻经事业，使之延续下来，房山刻经史将缩短约七百年。如此，房山石经也就失去了其时代久远之特色。房山刻经若是作为兴于一朝隋、止于两代唐的隋唐旧事，那么它将和北齐时代的刻经一样，所留下的不过是供人凭吊的历史陈迹而已。

其二，从房山石经的数量上看，辽代石经与唐代石经相伯仲，居主体地位。贮藏石经的石经山九洞，除五号洞即雷音洞为隋大业及唐刻石经、六号洞为明刻石经外，其它七洞均贮有辽刻石经。其中一号洞藏经四十九种，多为辽刻，只有唐刻四种、金刻一种。二号洞藏经九十种，唐刻六、七种，金刻一种，辽刻不少于八十二种。三号洞藏经十四种，主要为唐代刻经，辽金刻三种。八号洞藏经六十九种，多为唐刻，辽金刻十二种。九号洞藏经二百二十一种，多为唐后期刻，辽刻五十三种。云居寺压经塔下藏经五百四十九种，均为辽金刻。在云居寺所藏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一石石刻经版中，辽金经版过万，在万余辽金版中，辽代经版在数量上又占绝对优势。可见，在浩如烟海的房山石经中，辽代石经占很大比重。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辽代石经，房山石经就不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其三，辽代石经促成了房山石经的完整。

辽代刻经之初乃是“补缺续新”，即补唐人未终之石经残卷，续唐人未成之四大部经数。

大般若经是隋唐刻经中最大的一部，长达六百卷，唐人自天宝元年742刻造，终唐之世只完成五百二十卷。此五百二十卷中第三十六、六十八、七十三、一百四十七、二百二十三、二百三十八、二百五十四、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七、四百八十六等卷亦岁久残损。辽人先于太平七年1027补刻残损经卷，又于重熙十年1041补齐五百二十一卷至六百卷刻成全部大般若经。如果没了辽人的努力，唐人累代镌刻的大般若经终将是一部石经残卷。

此后，辽人又续镌大宝积经一部，一百二十二卷。至此，四大部经数续完。

辽以前的隋唐两代，虽刻了不少石经，其中包括许多大部头经典，如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大方等大集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正法念处经等。但从所刻佛经的内容看，均以经为主，律、论两类则多未顾及。辽代石经则经律论并刻。

如辽大安末年10931094，通理大师主持刻经四十四帙，计经石四千零八十片。其中选刻大乘经三帙，律五帙，大乘论则三十六帙。由是补足前缺，使佛经之大乘经、律、论三藏得以完备。

辽代刻经的最后年代是保大元年1121。通理弟子善伏完成石经十三帙，一百余卷。

有辽一代从太平七年1027到保大元年1121近一个世纪的刻经，构筑了房山石经的藏经体系，使房山石经成为大乘经、律、论三藏、小乘经、律、论三藏具全的佛教经籍宝库。如果没有辽代刻经，房山石经将是隋唐遗留的体系肢离的零散经籍，那么，房山石经的价值也就逊色多了。

其四，辽代石经使大藏经善本契丹藏得以保存。

藏经之刻，始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北宁在益州今四川雕造，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世称开宝藏或蜀藏，此藏经早已失佚。在开宝藏刊刻稍后，北方契丹国即辽也编刻一部大藏经即契丹藏，约始于统和年间983，至清宁十年1064编成。和开宝藏一样，此藏经也早已失传。很久以来，世人对契丹藏的面目一无所知，直到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契丹藏残本十二卷，才了解到契丹藏的局部。后经专家将此十二卷契丹藏与房山辽刻石经对照，发现其千字文编号、版式、行数、字数完全一样，进一步研究证实，辽代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是契丹藏的覆刻。权威界认为，这一发现，不独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足见契丹藏在佛教及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