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以后，带来了经学的空前繁荣，儒家弟子从此站起来了，说经者与日俱增，所谓注家蜂起。这虽然是好事，但经被解说得越来越细碎繁琐，最后碎了一地，无法收拾，异说也越来越分歧不堪，无法定于一尊。

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二十余位儒生讲论“五经”异同，史称“石渠阁会议”。石渠阁是汉初萧何为收藏汉高祖入关后秦朝的各种图籍档案所建，阁四周有石渠，把水引入其中，以备火灾，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参加会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穀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这实际上就是儒家学派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简称“儒一大”。会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宣帝亲自裁决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穀梁”。汉代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会议。

从石渠阁会议的结果来看，表明穀梁春秋的地位上升，公羊春秋的地位下降。公羊春秋是汉武帝以来一直如日中天的，对大一统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宣帝重视谷梁，是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从宣帝时期经学发展的情况看，正是石渠阁会议前后，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即儒家学派全国一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使皇帝不仅是政治的最高权威，也成了最高的经学权威。政治的权威变成了经学、思想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变成了政治的最高法典，其结果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也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

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然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本书了，只在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