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听寞王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心冷汗，不做声了。”
有人试图为黛玉这“好……”字后面难言之隐语填空，但无法填出，也无须填出，因为黛玉临终前，哀恨交集，至情倾泄，“闲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二、不著一字，以无胜有。春秋笔法犹似画龙，见首不见其尾，方是神龙。“露其要处而藏其全”，才能显示其潜涵的魅力。春秋笔法又如乐曲，戛然而止，则余音缭绕，韵味无穷。倘若倾箱倒箧，一泄无余，则使人索然乏味。文中的直观形象仅是作者表情达意的凭藉形式，其真实意图不著一字，但读者要作穿透性深究，就会无中悟有，“尽得风流”。例如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时与宝玉闲话
“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
读者不禁要和宝玉一样急于知道是“什么好处，你细细儿的告诉我。”可是作者恰恰在此辍笔，写道：“……只听：外面一声，正是宝钗来了。”其实宝钗的好处书中早已交代，这里不过借莺儿之口，用不著一字的手法，让人意会，顿生光辉。
三、烘云托月，以彼写此。不正面刻划作品中的主要对象，而是通过渲染其周围的人物和环境，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在适当处稍露鳞爪，给读者提供循彼寻此的线索，从而使主要对象鲜明突出。例如西厢记第一折写崔莺莺的美丽，就是运用“烘云托月”的春秋技法。莺莺兼有“国艳”与“天人”的美丽和神采，作者“因而画云”，借众僧入和张生的“惊艳”来烘托莺莺的美丽。张生虽也曾“颠不刺地见过万千”美貌女子，但当莺莺出现在他面前时，竟然“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由此，莺莺之美可想而知。通过对张生“惊艳”的渲染烘托，莺莺的绝世之美就活现在读者的眼前。
四、语近意遥，以浅藏深。艺术作品中常常选择人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场面，用浅近通俗的语言迭设悬念，将读者引入彀中，从浅中悟深，在有限的画面之外，创造出广阔的艺术天地，从而收到语近意遥、言短味长、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如金昌绪的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全诗口语化，虽然怨妇唯恐黎明来得太快，难以重温美梦，但溥的开端凝聚在“打起黄莺儿”，为什么要打打是为了“莫教枝上啼”。莺歌美妙，为什么不准它叫呢是怕“惊妾梦”。黄莺啼晓，本该醒了，怨妇做的是什么梦为什么怕惊醒呢末句答复是：怕惊醒“到辽西”的梦。句有余味，篇有余意：她为什么做“到辽西”的梦什么人在那里为什么在那里“春怨”到底怨什么迭设悬念，都留给读者去思索，想象，真是语近意遥，浅中藏深。
五、背面敷粉，以表掩里。有些语言似乎感情显豁，但读者切勿轻信上当，因为表面的感情是虚假的，内里的真情藏在背后，如喜掩盖着悲，褒掩盖着贬等。请看李商隐闺情：
红露花房白蜜稗，黄蜂紫蝶两参差。
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首句写一朵美艳的花，花房和睥都指花心，红露指红色露水，白蜜指白色蜜汁。第二句说黄蜂与紫蝶不是同时来到，向这朵鲜花采蜜。第三句点明那个女人在春窗下做了一个风流梦，这里“春”字指诗经中“有女怀春”的“春”。末句说妻子在睡眠中做了一个风流梦，同衾人丈夫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些都是背面敷粉，以表面似乎轻薄的艳情掩盖了寄托深而措辞婉的实质。
顺便谈一下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当时的史官是造字的仓颉和另一个叫沮诵的人。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卜辞中便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也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及至西周，史官的职责日趋繁多，分工更细，向专业化发展，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形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可见鲁、晋两国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为其配置了史官。至春秋时，虢、卫、邾、齐、郑、宋诸国也都设有太史，秦有内史，楚有左史，由此形成了整个华夏地区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史官系统。早期史官的样子大家可以想一下女史箴图中那位女史官的样子，一手执笔，一首拿着记录历史的本子，立于朝堂，仪态优雅端庄。那时候的历史记载只是像现在的大事记一般的一种简单的史实记录和年代编排，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但却为后人研究古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有的应属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记录。应当指出，在古代，这类官方记事制度本非中国所独有，如古埃及朝廷就有书吏专记政府或贵族的一举一动，并产生了简单的官修年代记和帝系表。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泥砖刻文或碑铭中则有出自官方的帝王名氏表、年代表、职官年名表和史表等。圣经上有关内容也反映出古犹太国家自所罗门之后，出现了王家纪年史，如所罗门记略、以色列列王纪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东方古国的官方记事传统后来都中道而辍。而在古希腊的史学中，则难以找到这类制度的痕迹。只有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沧桑而一支独盛，得以一直保持沿用下来。这里还应提及，中国古代确立的史官记事制度，就其初意而言，不仅在于系统记载和保存文献史料，实际上还负有监督最高统治的责任。自商周以来，巫史系统的官员因其特殊的专业要求，须具备比较全面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这种人才的再生，在当时社会文化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一般多系通过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和父子兄弟间的世袭与传授才能实现，遂使其在先秦国家的政府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其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巫史官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拔，这就为他们不顾当政者的权威，通过“直书”史事曲直而对其言行实行监督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史称春秋时齐卿崔杼杀庄公后，因怒齐大史兄弟相继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三人，仍未能迫使对方屈服，终于不得不放弃了篡改史实的念头晋灵公被杀后，太史董狐敢于直斥当时掌权的赵盾“弑其君”，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然，赵盾有点冤。也就是说，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不光取决于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并且一般也不再为世袭的，而是完全融入了普通官员的任免系统之中。尽管如此，史官在奉命记载宫廷史事的过程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权限。特别是由史官掌记的“起居注”，为保持其客观公正性，习惯上，连当世的皇帝也不得观看，其中亦寓有督促帝王不得为非作歹的含义。这一点，到南北朝时仍有所表现。如北魏太武帝时，崔浩因主持编修国史得罪鲜卑贵族，惨遭灭族，参与编史的著作郎高允因得到太子庇护而幸免于难，但当太武帝拓跋焘向其当面问及此事时，他却词不稍屈，冒死而称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并对太子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崔浩虽有过失，但其“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高允身上继承的正是古代史官独立不阿的精神。西魏时，史官柳虬还主张把史官独立记载的史事直接公诸当世，“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史官的这一职能，使那些想获得后世好名声的帝王权臣多少有所顾忌。如东魏权臣高欢即对史官魏收说：“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其子北齐文宣帝高洋也故作大度地向他表示：“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但唐以后，这一传统渐遭破坏。首先是唐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开始褚遂良等大臣还能拒绝他，后来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观起居注之事，即使本身并不出于恶意，但此例一开，史官记事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遂告解体，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于是，“实录不实”乃不免为后世所诟病。
麟经传奇
孔子所著春秋一书本名麟经，相传孔子编纂此书时，有一猎户背一奇形怪兽请教孔子所猎者为何物，孔子见状大惊曰：麒麟本是太平兽，缘何生来不逢时。自此便停著春秋，三年后孔子亡故。这就是所谓“绝笔获麟”的故事。后人以此典故称孔子所著春秋为麟经，奉为四书五经之一。
春秋其实是东西
之所以以“春秋”一词命名史书，而非“冬夏”，是因五行学说中，“春秋”之位相应“东西”二方，东为木、西为金，金木为篆，故可标禀历史金木为实，故可以史为鉴。有此缘故，故名“春秋”。而“冬夏”二季相应为“水火”，是阴阳变化之极，变化不定，故此不以此立说，亦不称物为“南北”也。
所以，“春秋”其实是“东西”的意思。有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