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社员们终究不是懵懂无知、吓唬两句就乖乖听话的小学生。

他们都是饱经世事、吃过苦、受过累，心里藏着无数算计的成年人，心里门儿清所有利弊得失。

当众的训斥只能管住一时的表面顺从，管不住背地里的消极怠工，更管不住人心深处的抵触。

偶尔也有脾气倔、脸皮薄的社员，被当众训得下不来台，当场顶嘴反驳，甚至口出脏话发泄怨气。

遇到这种情况，吴思从来不会硬碰硬吵架，只会祭出最狠、也最管用的杀手锏——扣工分。

在那个年代，工分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一分工分对应着一口粮食，扣了工分，年底分红就会变少，一家人的口粮就会短缺。

一次顶撞、一次偷懒，轻则扣三五分工分，重则直接扣半天、一天的劳作酬劳。

这一招下来，再倔的社员也会瞬间蔫下去，不敢再肆意闹事。

久而久之，吴思的严厉凶狠，就深深刻进了整个生产队所有人的心里，成了大人小孩都忌惮的存在。

生产队里的小孩子夜里哭闹不休，怎么哄都没用，大人只需冷冷一句吓唬，立刻就能止啼。

“哭！再哭！再哭吴指导员就过来把你抓走！”

话音落下，哭闹的孩子瞬间噤声，紧紧攥着大人的衣角，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这便是吴思在社员心中的威慑力，是日复一日严苛管理、铁面无私攒下来的敬畏与惧怕。

当然，吴思不是只会一味打压训人的莽夫，他深谙管人管事的平衡之道。

高压施压之外，他也会时常当众表扬那些劳动态度端正、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社员。

谁下地最早、收工最晚，谁的农活做得最细致，谁从不偷懒磨洋工，他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每日集合训话，除了敲打偷懒的人，也会专门点名表彰优秀的社员，给足对方面子，树立劳动榜样。

一压一捧、一严一暖，松紧交替的高压思想管理，就是吴思用来填补生产队劳动激励缺口的核心手段。

在吴思的反复测算和实战总结里，生产队每日既定的劳动量，足足有56镐的巨大缺口，靠社员自觉根本无法补齐。

其中，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苦干的道德感召力，最多只能补上6镐的缺口。

日复一日的思想教育、口号宣讲、理念灌输，费尽口舌也只能补上4镐。

而最管用、最立竿见影的，就是公开施压、严肃训诫、扣分问责的政治压力，硬生生能补上16到20镐的缺口。

三层手段叠加下来，二三十镐的劳动缺口总算有了着落，能勉强撑起生产队的基本运转。

可剩下的二三十镐缺口，是无论如何都补不上的漏洞，最终全部转化为社员消极怠工、敷衍了事的巨大生产损失。

吴思心里清楚，这套测算方式，若是用在名声赫赫的大寨大队，大概率是过于保守、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大寨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干部团队、特殊的集体氛围，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大寨现象。

陈永贵、郭凤莲等干部带头冲锋、苦干实干，社员们心气足、干劲浓，极少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

但若是把这套乐观的测算标准，套在自己所在的红旗生产队，乃至全国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无疑是自欺欺人。

年岁渐长、阅历渐深，多年后回头复盘这段岁月，吴思才彻底看清当年体制下的巨大漏洞。

大包干政策落地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解放，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赚钱。

留守村里种地的，大多是留守妇女、老人和偶尔短暂滞留的零散男劳力。

可让人无比讽刺的是，留守人群的劳动时长大幅缩短，不用再天天耗在田间磨洋工。

但土地的劳作质量、粮食的收成产量，反而远远超过了公社集体劳作的巅峰时期。

这就足以证明，当年公社体制下，社员们集体怠工、敷衍应付造成的生产损耗，远远不止一半。

半数以上的人力、物力、时间，全都浪费在了无意义的内耗、磨洋工、消极对抗之中。

试想一下，八亿农民集体陷入消极怠工的状态，这样的人力损耗，别说当时的中国扛不住，全世界都难以承受。

极左的那套管理模式，空有宏大的理想口号，完全没有落地的人性支撑。

既解决不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也填不上劳动激励的巨大缺口，最终连集体经济的基本阵地都守不住。

更别说所谓的稳步发展、大步前进，终究只是一场脱离现实的空想。

思绪翻涌到这里，吴思心底猛地一沉，后背瞬间冒出一层细密的冷汗，一个更可怕、更致命的漏洞突然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