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伯翻开欧洲那本旧账的时候，自己都愣了一下。
那本账是威廉留下来的，牛皮封面，边角磨得发白，里面的纸页已经泛黄了，有些页面的墨迹被水渍洇过，字迹模糊成一团，但每一笔都还有记录可查。他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才把账本里的条目和实际存在的资产、债务、关系一一对应起来。对应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这哪是账本，这是欧洲近现代史残骸。”
安特卫普那家船厂，1919年威廉出资修建的，那时候一战刚结束，比利时沿海的港口设施被德国人拆了大半，威廉出钱修船坞、铺轨道、建起重塔，算是战后重建的一部分投资。1930年代大萧条，船厂订单锐减，还不起分期款，威廉把债务转成了优先股，不参与经营，只拿固定分红。1940年德军占领比利时，船厂被征用，造的船从商船变成了U艇补给舰；1944年盟军轰炸安特卫普港，船厂又被炸了一遍，船坞塌了，起重塔歪了，厂房只剩半面墙。老板1945年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的时候，厂子还在，但不是他记忆里的样子了——剩下的是焦黑的钢架、炸裂的混凝土基座，和一摞三十年没还清的旧账。威廉的黑水会议那笔钱，复利滚了三十年，数字已经超出了他能理解的范围。
勒阿弗尔那家小船厂规模不大，威廉1921年出的钢材，本来没打算做长期投资，但船厂老板是个实在人，签了分期还款的协议，按时付了三年。1929年大萧条来了，老板跑路了，留下一个还在读中学的儿子接班。1940年法国沦陷，船厂被维希政府征用，用来修海岸巡逻艇；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勒阿弗尔被炸了整整一个月，船厂只剩一堆废铁。那位儿子已经变成了父亲，站在废墟前面，面对着威廉那笔三十年前的分期款，本金加利息，一分没少。
热那亚一家造船作坊，规模比勒阿弗尔还小，威廉1923年出的木工、缆绳、帆布，主要是看中地中海的航运中转需求。老板是个老共产党人，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后，船厂被德军烧了，连同库存的木材和半条没造完的渔船一起化为灰烬。老共产党人没有跑，他站在灰烬里，手里攥着一张1923年的发票存根，上面的字迹还清晰，他对着那张纸站了一个下午，然后把它叠好塞进口袋里，没有扔掉。
鹿特丹一家中型船厂，威廉1925年出的船坞设备，原本是打算作为荷兰的分销点来布局的。1940年德军闪击荷兰，船厂被征用；1945年盟军轰炸鹿特丹港，船厂又被炸了一遍。厂长1945年在废墟里见到贾斯伯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你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还不起。”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手掌上全是拆废墟磨出来的茧子，语气不像是在求饶，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他已经接受了很久的事实。
这几家都是烂账。不是那种“对方赖账不想还”的烂账，是“对方想还但真的什么都没了”的烂账。如果换一个人来接这笔遗产，可能的选择不多：要么请律师起诉，拿到一纸无法执行的判决书；要么把债权打折卖给第三方催收公司，换一笔现金然后从账本上划掉；要么干脆放弃，在报表里作为坏账核销。贾斯伯坐在法兰克福的办公室里，把这几家船厂的资料并排摆在桌面上，看了一整个下午。窗户开着，外面是美因河对岸的街景，暮色从河面铺过来，把桌面上的纸页染成暖黄色。他看到傍晚的日光从纸页的边角移开，落在桌角那盏还没拧亮的台灯的灯罩上，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安特卫普船厂老板的号码。
贾斯伯对他们说的方案，后来被几家船厂的会计私下叫作“天降菩萨方案”——但他们的表述更直接一些：“你们欠的账肯定是还不起了。三十年复利，我也不逼你。我有一个方案——我给你钢材，给设备，给西门子工程师，帮你们重建船厂。这些算我入股的，我占三成。重建完了，造几艘船出来，抵那笔债。造多少？看你能还多少。造出来的船，不归你，归一家新公司，但新公司给你股份。你厂子活了，债清了，还能当股东分红。干不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贾斯伯没有催，他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手来翻了翻桌面上另一份文件。过了大约半分钟，安特卫普船厂老板的声音传回来，比刚才低了一些，但语气里有一种“我再确认一次这不是玩笑”的谨慎：“……你说真的？”
“真的。”
“那你什么时候来签合同？”
鹿特丹的厂长听到方案之后第一反应是：“你们这帮资本家的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翻来覆去把方案看了三遍，确认没有隐藏条款，才在合同末尾签了字。签完之后他把笔搁在桌面上，抬起头看了贾斯伯一眼，说了一句：“你比威廉先生讲道理。”贾斯伯没有接话，把合同收进文件夹里，扣好搭扣。热那亚那位老共产党人是反应最慢的，他拿着合同在自己那间临时搭起来的小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中间喝了两杯凉透了的咖啡，然后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字。签完之后他把钢笔帽拧紧，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贾斯伯记得很清楚：“我以为资本家只会在还有钱赚的地方出现。”
贾斯伯把几份签好的合同收进文件袋里，文件袋的牛皮纸边角已经磨得发白，铜扣上留着一道曾被反复按开又按合的旧划痕。他回到卢森堡的办公室之后，先做了一件事——在卢森堡注册了一家公司。公司名字很普通，不包含任何一个人的姓氏，不包含任何行业关键词，注册地址是一间共享办公室的写字楼。他用了三天时间把船厂的股权文件整理归档，然后在股东名册上填了第一个名字：安特卫普船厂老板，持股1.2%。这个数字不大，甚至不够在公司内部任何一份决策中单独施压，但它标志着这几家船厂的归属权已经从债务簿上被划入了另一本账册。
然后包玉刚加入了这个链条，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日本和香港两地搜罗报废的船壳，从太平洋沿岸的拆船市场拖回来十二条Liberty ship和T2油轮的残骸。这些船在战后被几经转手，有的已经在拆船厂的码头上搁了六七年，船壳长满了藤壶，甲板的钢板锈穿了几个洞，引擎室里只剩一堆拆不走又卖不掉的废铁。包玉刚把每条船的价码压到最低，然后用环球航运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汇丰和渣打都看过他的贷款申请——买废船拆解，然后拖去欧洲回炉，有明确的商业逻辑，每一条船都有对应的拆解合同和废钢收购协议，银行没有理由拒绝。他以每条几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十二条，然后安排拖船把它们从日本和香港的码头拖向欧洲。
那些船抵达安特卫普和鹿特丹的时候，从外观上看还是废铁。船壳上还留着二战时期的涂装编号，有的甲板上甚至还有当年被机枪扫射过的弹痕。船厂开始拆解，工人们用气割枪把锈蚀的钢板切下来，分类堆码，锅炉拆零件，铜管、电缆、锚链逐个登记入库。包玉刚那边的账本上记着：“运抵欧洲废钢若干吨，作价若干美元，抵扣股本金和船租预付。”他没有用自己一分钱现金，但在卢森堡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已经多了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