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她也早就认出我们了。

“不坐了，乔同志，我们得赶回家了。”墩仔说。

“林墩厚，我早已经不是同志了，你们都已是大学生，你们才是大同志，大干部了，我知道，那年在宣传队，我给你们改了名字，还时不时批评责骂过你们，你们至今都还记恨我，我那时也是出于无奈啊！今日相遇，我向你们认错，赔礼道歉了，当年是我乔大姐得罪你们了，希望你们原谅我……”

“唉……都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呢！”我望着出来挨在车头边的乔大姐说了一句。

“乔同志，你们不在宣传队干了？两公婆卖豆腐花是怎么回事？”李侯好奇地问她。

“那宣传队早就解散了。”乔同志回答。

“那政府应当给你们按排其他工作的啊？”李侯再问。

“原来是这样说的，但随着改革开放，公社书记也换了好几茬了，我们这班人就没人管，想到供销社当个咸什售货员都没人要了，我们在家等了一年多，也没人给我们安排任何工作，工资也早就停发了，最后，原来叫公社的体制也没有了，改为镇了，新上任的镇高官叫我们自谋出路，我也就回了一段时间我老公老沈家，他的老家与我老家一样山僻，上山种地，斩桂山草那些活我们既不懂又做不惯，最后向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在这租了亲戚一间旧小屋子，便做起卖豆腐花的小生意了……已经干了两三年多了。”这乔大姐似满腹心事，红着眼说了她的际遇。

“好了，乔同志，我们得回家了，下次有空再聊吧！你也要回去做晚饭了……这张500元的钱送给你吧，它虽然是港币，但它的币值现已和人民币一样了，你到银行换来用吧，你用这钱给你女儿买几套漂亮点的裙子吧！她的裙子的确又破又脏了，而且……蓬头垢面的，你买点香皂给她洗洗头发冲冲凉啊！你拿这钱到银行兑换用吧，我们得走了。”我递了张500元的港币给她，她拿过后便站在路边。

郭姨掉转车头，我从倒后镜中看到这乔大姐手里捏着那张港币呆呆地望着我们远去，她举起右手，用衣袖擦了一下眼睛，转过身回去了，我估计她肯定是流下了诲恨的泪水了。

我们开车走时，墩仔说：“文哥你给这乔八婆这样多钱，她俩公婆明日又会把她那女儿扔在郭姨哪林荫道路口等我们，你信不信？她公婆今天上午把女儿扔在那路口等我们，我怀疑是他俩公婆的有意所谓，目的是向我们要钱。”墩仔说。

“这好像是有那层意思……”李侯说。

“管她呢，我们明天又不去郭姨家了，由她们的女儿坐到天黑也等不到我们了，这他妈想起那年这臭乔八给我们乱七八糟地改名字，还动不动就教训责骂我们，我现在还一肚子恼火，文哥还可怜同情她，我看完全没必要。”二胖气恼地说。

“这当然等不到我们，但她会等到郭姨呢，郭姨每天都要经那路口上下班的嘛！如果她老缠住郭姨要这要哪，岂不是增加了郭姨的麻烦？”墩仔考虑到这点说。

“既然我知道这事的底细，我就不会再理这事了，你们放心。这个小女孩子的母亲是不是你们念中学时有一个星期天你们在大呀哥饭店请她吃饭，倒白砂糖入她口袋有意羞侮她那个公社宣传队的什么副队长？”郭姨问。

“对，正是这个臭乔八婆！她今日终于沦落到买豆腐花的境况了，这也许是天意。”墩仔说。

我头靠在车椅枕上，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想这乔八婆也够她受了，想当初，她和她丈夫在我们还没考上大学前的年代，是何等威风和趾高气昂，不可一世。她们跟随那时的劲风喧哗雀跃，成为那个年代的所谓“精英”，她们在那个年代，一切无条件地盲目紧紧追随那不符合人民意愿的一切，她们试图用她们的“行动”获得“荣耀”和“升迁”，以此向社会索取她们期盼的“美好将来”，但哪种特别年代的产物，如同窗台上的阳光，一闪就过去了，在国家拨乱反正的改革大潮中，她们这类“精英”被时代抛弃，是必然的，也是历史的必然和规律。

很快就到村口了，郭姨停下车说：“我不入你们家了，你们自己走回去吧，我一入你们家，不是这家送鸡，就是哪家送鸭的……我不拿，又却意，但这些东西奶奶说不养了，那个奶奶老家的侄孙小女孩又不愿打理。

既然这样，我们只得走回去了，二胖墩仔挽了荔枝，便走了，郭姨拉住我，深情地望着我问：“海燕平时有没有信或电话给你？”

“偶然有，但都是要我给她汇款的，平常是没有电话给我的，至于书信就更没有了。说不定她早已忘了我呢……她在首都北京，念的又是电影学院的表演系，那里都是风流才俊的同学，什么样的男同学没有？比我优秀的男子多得很呢！”我望着郭姨笑着说。

“这……会这样……？这一年来，我确实有些话想跟你说，但你一直没回来过，我又不敢写信告诉你，趁今日还早，你上车来吧，我与你谈谈，可以吗？”郭姨说。

我顺从她，上了车，我在她旁边坐落，她可能是为了不让路人看到我俩，于是把车子启动，缓慢地行驶在这乡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