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惊动了十里八乡。他骑着大洋马，挎着驳壳枪。后面跟着四五个扛着大枪的士兵。士兵们抬着锣鼓，离村子老远就开始吹吹打打，风风光光的回了家。原来狍子山的土匪被伪军的保安团收了编。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保安团的排长。

也就是那一次。他私下里给了我爷爷50块大洋。我爷爷也就是靠着这50块大洋，从小到大，有了后来的绸缎庄。这一件事，震动了整个村子的老老少少。谁都知道老陶家祖坟上冒青烟，出了一个吃皇粮的官老爷。争着抢着要把自家的黄花大闺女嫁给我二爷爷。说起来这也许是我陶家最风光的几天。

哪知世事难料。好景不长，老蒋的兵又打垮了保安团。我二爷爷一下子又成了通缉犯。他得到消息那会儿正在河里洗澡，话也没有撂下一句，就赶紧骑马带着卫兵逃走了。这一走，便再也没了音讯。

说起来人生苦短。一个生命就像一朵浪花，噗通一下子，下一秒就没了。

兵荒马乱的年代，又这么多年没有消息。我爷爷也早就对我二爷爷还活着不抱希望了。而我父亲更习惯了我二爷爷只是出现在老一辈茶余饭后的闲谈中。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过去的传说。

紧接着祖国解放了，我二爷爷的消息就更加渺茫。

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浪花现在噗通一声，又回来了。

我父亲那天赶着家里的头户到集上粜米，上赶着那天天气不好，翻了十几里的山路，到集上时已经过了晌午。眼看着阴云压下来，随时都要下雨，人们都匆匆赶路，买米的人寥寥无几。

我父亲正是玩儿性大的年纪，等了一会儿见没人买米，就不耐烦了，惦记着玩儿，收拾起米袋，赶着头户就往回跑。

回到家里，我家院子已经被乡亲围得水泄不通。

里屋的炕桌上。我爷爷正在拉着一个老人的手，激动得老泪横流。我父亲知道那就是他二叔。

我爷爷排行老大，大名陶得一，二爷爷排行第二，自然就叫陶得二。

他跟爷爷长得确实很像，只是要黑瘦一些。在那个大家都穿中山装的年代，他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显得十分气派。

我父亲记得，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一个棕色的皮包。我父亲刚挤进去，他就扭头朝我父亲眨了眨眼，问我爷爷：“这就是我的大侄子，陶小芳吧？”。

我太爷爷很惊讶的问他：“你怎么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我二爷爷一把拉住我父亲，揽到怀里。他亲切地摸着我父亲的头说：“你看看咱儿这骨头，这相貌。啧，一看就是咱老陶家的人。大哥，你说为什么我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我们爷俩这是有缘，这就是缘分！来，孩子，二叔这里有见面礼。”

说完，他打开了棕色的皮包。从里面拿出了两张大团结，结结实实塞进了我父亲的手里。

他的举动不光震惊了我父亲，震惊了我爷爷，也震惊了屋子里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