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玩意修得多，就会在史书留一笔，作为有作为的，知兵的文臣典范。

也就是说，在明朝，乃至更前的宋朝，在边镇搞工程就是有作为的好文官，基本没有文官的考核是以练兵为标准的，甚至在史书上评价，练兵的好坏都不会作为文官统帅死后的评价标准。

这就是文人士大夫的可鄙之处，也是官僚们的无耻之处，他们是不会告诉你为什么的。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对于文官而言，搞基建，功劳是看得见的，因为修的那些东西就在那里，这些东西可以实实在在的证明，我是做了事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二、搞基建，特别是边镇的大基建，大家伙可以上下其手，有工程就有进项。而且打着修边墙堡垒城池的名义，别人还不能说出什么来。这是一个既可以捞好处，又可以捞政绩，还让人说不出话来的好项目；

第三、要搞野战，就必须练兵，但练兵费时费力，还得罪当地的士绅和兵头。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搞基建大家都开心，毕竟搞基建朝廷拨款，当地提供劳力，既拉动了内需，又促进了投资，还整顿了战备，更获得了政绩。上上下下都高兴。这样的状况下，边镇的文官更加热衷于搞工程，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大基建中，至于士兵是不是有饭吃，有军饷，是不是愿意为朝廷卖命，这些都不关我的事。因为养兵是朝廷的事。

所以，一般到了王朝末期，各大边镇，游牧民族入侵越频繁，修边镇城池越就越频繁，国家没钱，但面临威胁，就不停的被迫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这些大工程，于是也就越发没有钱去养兵，导致野战的军队越发的虚弱。

重物而轻人，就是在这种畸形行政模式之下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宁可修一堆毫无用处的堡垒城墙，也不愿意给士兵多发一点银子，因为钱发给士兵，既没有看得见的政绩，也不知道这些士兵是不是真的可靠，到底打不打得过那些野蛮的外族，反而坚固的城堡和城池更能带来安全感。

这些官员之中，贪污少一点，基建搞多一点就是清官和好官。贪污太多，只要搞的基建过得去也称得上能吏，只有那种又贪又做不了事的才会被人骂。这就是文官的逻辑，也是史书的评价。

但这些人从来就不会去想，任何城堡和城池都是依靠人去守的，饭都吃不饱，家里的生计都要靠着妻女卖淫才能维持，这样的士兵，会有人愿意帮你去坚守吗？更不用说还要去野战。

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这些文官，在《明史》之上，很多居然都是作为名臣来评价的，评价的标准，就是他们搞基建的能力。证明他们能力的，就是一堆找不到人来守的城池堡垒。

少修城池堡垒，把钱拿出来实实在在用在军队身上，哪怕每次都打败仗，哪怕全军覆没，只要这么打下去，满清才多少人？拖都能拖死它。而且军队只有越打越强，输得多了，自然就会出现强军。

明朝到了晚期，内部已经彻底烂了，内政根本没办法整治，不如放手一搏。只不过那些文官搞工程搞习惯了，利益捆绑，他们宁可打败仗，也不会放弃搞基建的。他们只会嚷嚷，朝廷财政困难，发不出军饷，各位大兵要相忍为国，饿肚子没什么，忍忍就过去了。然后开始大搞堡垒建设。

利益和官僚制度的惯性已经让他们根本回不了头，也不愿意回头。

这是把锅都丢给皇帝和武将，文官居然都成了白莲花，还有什么“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已经逼的皇太极无路可走”这样的论调。

从万历年间开始，朝廷欠饷成为常态，而因为欠饷导致的兵变也屡见不鲜。

核心原因就是大明朝把太多的资源投入了辽东那些的无人驻守的堡垒群，但是对士兵的工资是能拖就拖，能欠就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