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流民。

这个隐患被称作大明王朝的毒瘤。

同样是持续了将近百年之久，明廷却一直无人在意。

直到成化年间，情况愈发严重，地方官员强烈请求朝廷治理，否则会引发民变。

成化君臣不得已多次招抚甚至出兵进剿，可惜最后还是反叛不断，深为民患。

直到成化十二年五月，左副都御史原杰赴荆襄招抚流民，原杰经过实地勘探后上奏请求在荆襄新开一府，即郧阳府，以便就地附籍流民，对于附籍则采用自愿附籍的原则，去留自便（实际几乎无人返乡），并增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加强荆襄地区的军事力量，震慑不臣。

此后，荆襄随即大治，直至明亡。

放开禁令，允许百姓耕种，这就是正确的答案。

可惜，天顺帝并不同意。

他毫不留情地怒斥道:“简直荒谬！”

“原地附籍，只会变相助长军民逃亡，这会动摇国朝的根本—户籍制度！”

“你身为太子，难道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吗？”

一旁朱见潾再次露出喜色。

他本以为自己输了，而且输得彻底。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答错了也没什么。

至少不会像朱见深这蠢货一样，触怒父皇！

然而让朱见潾失望的是，面对天顺帝的指责，朱见深依旧像没事人一样，脸上看不到任何惶恐之色。

他……他怎么敢的？！

国朝根本，户籍制度？

听到朱土木这话，朱见深忍不住笑了。

这是太祖高皇帝定下的户籍制度。

大明立国之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选择继承元朝的“诸色户计”户籍制度，将户籍分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职责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

这户役制度恶心的地方在于，严格禁止更换户别，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当然士绅的子弟那肯定是世代读书考取功名、入仕为官。

这也就意味着，爷爷是什么人，儿子就是什么人，爷爷是个匠人，自己就必须是个匠人，自己的儿子也必须是个匠人，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是匠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辈子都没有变更的机会。

不得不承认，这种户役制度，本身就存在大问题。

可是问题在于，太祖高皇帝企图用这样的一种畸形制度，来维持整个大明帝国的千秋万代，规定了所有人的身份，并且这种身份是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不能有任何的变动。

其本质上，还是“士农工商”这森严阶级的延续。

士绅继续做官，农民继续耕种，工匠继续做工服劳役，商贾继续游走四方做买卖。

就好比他朱元璋制定的路引制度一样，通过一条条框架，将大明百姓锁死在他们的生存空间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变动，从而百姓安稳了不会闹事了，自然就可以保证他老朱家的千秋万代了！

放到荆襄流民问题上面，这就更加明显了。

为什么这个困扰明朝几十年近百年的问题，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就“圆满”解决了呢？

难道从永乐到天顺，这数朝公卿官员们都太蠢了吗？

当然不是！

撇开部分官员为军功而故意主剿，激化了朝廷与流民间的矛盾不说，几十年解决不了，是因为一直无法解决根本性的流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