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庆阳灵活套用了农业税、特产税政策，香菇按菌筒数量点数，每个菌筒收取0.1元钱，蘑菇按菇棚面积计费，大棚300元，中栅200元，小棚150元。村民戏称蘑菇、香菇特产税为"菇筒税"。

这个元旦至春节的两个月时间里，全体乡干部全部放下手头工作，全身心下乡收取"菇筒税″，并把以往在这个季节里最艰巨最繁忙的"计划生育宣传月"调整到春节之后进行。

因为老百姓的抵触情绪比较大，乡里就开始软硬兼施。软的方面，宣传发动，天天派出宣传车到处宣传，乡干部到每家每户去做思想工作，并制定了在头五天内上缴的按20%打折，十天之内上缴的按10%打折等优惠措施。硬的方面，对那些缓交、拒交的农户，由乡综治办牵头派出所、司法办、治安联防队以及工商、税务等那些戴有"高帽"的人员进行劝戒直至抓人。

期山村一胡氏村民略知税收政策，因为拒交"菇筒税"与乡里的两名驻村干部打起来，其中一名驻村干部连夜跑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路回到乡政府向包片领导郑新华汇报。因为那个时候村一级很少有电话，期山村山高路远，而且还是贫困乡里面的贫困村，说有电话那是不可能的。而乡政府到期山村的公路只通到山下的黄隆村，黄隆村到期山村是一条全是上坡的布满荆棘的小路，再说了，从黄隆村到乡政府的十公里公路也是砂石路面，晚上没有班车也只能步行。当然了，那时极少数有钱的人和乡镇党委书记与乡镇长是有手机的，大哥大。

郑新华马上把情况向党委书记陈奎阳和乡长李庆阳汇报，虽然郑新华与李庆阳不是同一派，但是涉及到收钱问题，李庆阳自然是大力支持的。

这是一次乡里团结一致的大行动。那一夜，乡里派出了以郑新华副乡长带队的，由乡综治办、派出所、司法办、治安联防队、工商、税务以及乡干部约五十多人连夜赶住期山村。

因为从黄隆到期山全是爬坡小路，到达期山村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可能是因为心虚，也许是为了反抗，胡氏村民家里还亮着灯，他们同宗族的一些乡亲们围在一起在商量对策。

当屋里的人听到外面动静后，打开房门时，看见门口的晒谷场上黑压压的站着几十个人，几十只手电筒在那边随处晃动着，从手电筒的光线中可以看见有很多人是"戴高帽"的，即公安、司法、工商、治安联防等执法人员的平顶帽。

不管是心虚还是准备顽抗，看见那么多人的阵势后，那个胡氏村民便慌张的从后面楼梯爬上楼，然后沿着二楼外走廊飞快的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