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既已身亡，他的三个儿子又下落不明。至此，大明北京朝廷可以说是全部覆亡。而作为留都的南京，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剩下的这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

到了这个时候，立君之事便成为了当务之急。既然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成功逃出，那藩王们便成为了皇位的最有力争夺者。而在众多藩王之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桂王朱常瀛各有支持者。

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史可法又犯下了左右摇摆，优柔寡断的错误，就在他设想出这种方案拥立桂王朱常瀛的时候，马士英却已经果断决定联合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立誓拥戴福王朱由崧，并且亲自带兵护送福王直抵浦口，至此史可法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的陪同之下，由浦口乘舟抵达南京城外的燕子矶。南京的官绅们纷纷前往朝见。

五月初一日，朱由崧登上岸边，首先拜谒孝陵，然后从朝阳门进城，驻于内守备府。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之位，用黄金铸造监国宝，向天下颁布谕旨。

就任监国之后，朱由崧依照廷臣的会推，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

史可法虽然进入内阁，但是他由于之前在定策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不得不向武将求助，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些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却坐收定策之功。这一局面导致军阀操纵朝廷的情况已然形成，这也是历史上南明弘光朝廷很快覆灭的最根本原因。

可接下来，史可法为了挽救自己在之前决策上的失策，却是又出了一个昏招。

五月八日，史可法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启本：“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便是六朝之时国力微弱，尚且在徐、泗、颍、寿之间争雄，由此可见，不宜画江而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此时贼寇的锋芒正锐，我军的士气萎靡。兵力分散则力量单薄，顾全远方就会遗漏近处。不得不选择可以坚守的地方，立定根基，然后振奋士气向前推进，再图谋进取。臣认为应当斟酌地利，紧急设立四藩。四藩分别为：其一为淮、徐；其二为扬、滁；其三为凤、泗；其四为庐、六。以淮、扬、泗、庐作为自守之地，而以徐、滁、凤、六作为进取的基础。凡是各属地的兵马钱粮，都听任他们自行征取。如果收复一城、夺取一邑，就属于其分界之内……而四藩就任用靖南伯黄得功、总镇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以优厚的礼数对待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藩屏。听从督臣（指马士英）的考察斟酌，确定他们应当驻守的地方，相机固守。江北的兵威既然已经振奋，那么江南的人心自然就会安定。黄得功已经封伯，似乎应当进侯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似乎应当封伯爵。左良玉如果恢复楚疆，应当按照黄得功的标准进侯爵。马士英集合各镇的功劳，爵赏似乎难以有所不同。卢九德情况相同，听任司礼监监察叙述。”

史可法的提议得到了时任监国朱由崧的同意，当即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

史可法急于弥补自己在拥立问题上的失误，想要通过笼络四镇来换取福王朱由崧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感，可实际上却是毫无用处。

“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因为“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和马士英的宠信。此时，他们早已是志骄气盈，一心追求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这样既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又可以就近要挟朝廷。

即便后来史可法出任督师，也根本指挥不了“四镇”。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四镇在内斗中分崩离析，实在是无可奈何！

五月十五日，南京。福王朱由崧正式即位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马士英以“定策”之功备受朱由崧青睐，被召入阁辅政，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

史可法则被排挤出内阁。他于十八日陛辞，二十日渡江前往江北出任淮阳督师。

五月二十五日，庙湾。在海上漂泊了近两个月的崇祯皇帝，终于上岸登陆，来到了黄蜚的水师大营。

然而，仅仅这一个月的时间，南京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弘光朝廷的出现，将崇祯皇帝摆在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

南明朝廷的文臣武将们究竟会认一个战败的前任皇帝，还是他们刚刚拥立的现任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