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三个战役中，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主要由后勤分部和兵站负责组织实施。分部领导前沿兵站，以“接力”的方式伴随作战部队向前移动设立兵站，并将后方或中途兵站送来的物资，根据部队的武器装备、人力马力、补给标准及作战消耗情况进行分配和补充。
然而，在战线快速推进、运输力量不足以及敌机严重轰炸破坏的情况下，这种跟进补给的速度远远慢于预期，甚至大大落后。
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前沿兵站勉强追随着作战部队前进，但与后方兵站失去联系，造成中间断层，急需的物资无法送达前线，前方只能干着急。
第二次战役后期，兵站设于德川、兰田一带，与已推进至三八线附近的部队相距约350公里左右。到了第三次战役时，前方兵站虽然已经前移至加平、抱川一带，但后方兵站仍停留在中坪地区，前后之间相隔约450公里。
按理说，这样的距离在保证正常运输效率的情况下不应该成为太大的问题，但当时的最大瓶颈恰恰出现在运输环节。运力不仅严重不足，运输组织方式也极其落后。起初，汽车部队以班、排、连的建制单位集体行驶，敌机一旦空袭，往往一炸就毁掉大片车辆。
有的部队进入朝鲜的第一个月就被炸毁了141辆汽车。为躲避敌机轰炸，运输方式改为单车分散行驶，然而这又带来了管理上的诸多困难，导致翻车、偷盗、失火、失踪等损失频发，“怕死保命、车辆长期滞留不归”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运输车队去前线一趟往往需要十天半个月，运输效率急剧下降。由于运输不畅，大量物资堆积在鸭绿江边和北朝鲜后方，前线部队却面临弹药短缺、粮食匮乏的困境，士兵们衣衫破旧，饥寒交迫。再加上战线流动频繁，作战部队位置经常变化，好不容易将急需物资送到指定地点，部队却已经前进或转移，导致物资依然无法送到前线士兵手中。
因此，一些部队干脆派人直接在公路上截取物资。比如，第42军的一支部队曾经一次性领取了足够全师使用的主食，这导致了供应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了补给上的困难。
从三次战役的情况来看，粮食和袜子（包括主副食品）以及被服的供应最为紧张，紧随其后的是马料、油料、装具、器材和药品等物资。弹药供应暂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主要归功于各分部和军队将大部分运输力量集中在弹药的紧急运送上，再加上部队重型武器较少、作战消耗不大，以及缴获的弹药数量相对可观。以第38军为例，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中弹药的消耗量仅为补给量的57.8%，占缴获量的38%，两者相抵后仍有不少余量。
第26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弹药消耗，轻武器仅为0.2个基数，重武器也仅为0.5个基数，远远低于部队的携行量。弹药补给的主要问题在于种类不匹配，送来的多是日式弹药，而早期入朝的部队大多使用美式武器。有些部队在申请弹药补充时未能明确说明具体品名，导致收到的弹药型号不符，出现了供需错配的情况，造成了浪费和损失。
在这一时期，粮食供应不足成为首要问题。志愿军入朝后不久，各部队相继出现缺粮挨饿的情况。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部队的主食供应情况即使较为理想的，也只能达到标准供给量的40%至50%，大多数部队仅能获得约30%的供给。
第39军在第三次战役期间的粮食供应量仅占应得量的13%。在第一次战役中，第42军于黄草岭阻击战中断粮三四天，不得不靠挖土豆果腹。第40军的7个营曾经连续三天没有粮食。第66军在第二次战役的22天里，只得到公斤生熟粮，这一数量甚至不足全军一天的用量。
在这种情形下，前线部队除了依赖自身携带的干粮外，唯有通过就地筹措和缴获来补充不足。美军战史资料中频繁描绘了中国士兵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堆和废墟中寻找食物充饥的场景，这足以反映他们当时的饥饿程度之严重。
当时，新华社的军事记者华山前往前线部队采访，了解到官兵们对后方物资供应普遍存在不满。士兵们向他反映，他们已经打了三个月的仗，虽然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却依然吃不上饭，连油也见不到。
按照以往的惯例，战斗前后都能吃上好的补给，但在朝鲜战场上，不仅战前没吃饱，战后也依然挨饿。结果，“战士们在冲锋时，有的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有的因虚脱昏倒，还有的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跑，却因为体力不支无力追击，只能趴在山头上哭泣，痛失了艰苦行军后即将到手的歼敌良机”。
部队官兵普遍患有夜盲症，棉衣破损，棉鞋开裂脱底，这些问题虽存在，但大家并没有太多怨言。然而，战斗结束后的休整期，后方运来的物资仍然无法保障，整个军队只能领取到十几桶豆油。不满情绪不仅存在于士兵之间，高级干部也表达了不满。
华山叹了一口气：祖国的抗美援朝热情未能通过有效的运输手段传递到前线。
从第二次战役起，炒面逐渐成为主要的野战食品。
到了第三次战役，前线所运送的干粮大部分是炒面。炒面因其体积小，便于携带和食用而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多为手工制作，质量参差不齐，在缺水的情况下难以吞咽，且长期食用容易引发消化不良和体力下降的问题。
后勤部门后来对炒面供应总结出两条经验教训：
一方面，在供应炒面的同时，未能妥善解决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导致部队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现象，夜盲症、口角炎等营养缺乏性疾病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了官兵的身体素质。
第二，在具备做饭条件时没有及时改为供应生粮，导致部队对炒面产生了厌烦情绪，随意丢弃，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在三次战役期间，被装供应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志愿军入朝后不久，气温逐渐下降，第二次战役更是在寒冬时节展开。
尤其是在东线战场，气温骤降至零下30℃以下，第9兵团各军队匆忙入朝，未能及时领取和更换寒区的冬季装备，导致大量士兵因冻伤而减员，许多部队因此丧失了战斗能力。除了冬季防寒装备的问题外，鞋子以及伤员更换用的血衣、血被也成为当时严重困扰的问题。
由于部队入朝后长期处于行军状态，翻越山岭，进行长途跋涉，鞋子磨损严重。由于无法及时得到补给，部分部队甚至出现战士赤脚在雪地中行军的情况。
志司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到此事，心情尤为沉重。
血衣和血被是战场救治伤员时必不可少的军需物资。在三次战役期间，尽管后方前线输送了超过十万件血衣和血被，但由于大部分物资堆积在鸭绿江边，真正送达部队的数量却寥寥无几。
在第二次战役中，第20军的一个医疗队收治了1800多名伤员，但手头却只有90床血被，甚至连一件血衣也没有。当时正值寒冬，气温低至零下30℃，伤员们穿着破旧且沾满血污的棉衣，在严寒中痛苦不堪，伤情因此更加恶化。
另外，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那就是对伤员的救治与后方转移。据当时的统计，志愿军在入朝初期，战场上伤员的死亡率较高，达到了35%至45%，且伤后再次受伤的情况也较为频繁。在三个战役中，伤情的具体分类为：枪伤占31.5%，炸伤占62.8%，烧伤及其他类型的伤占5.7%。
由于前线急救力量匮乏，各级救护机构距离阵地较远，大多数伤员被送到团治疗点时已超过六小时。再加上伤员的转运和治疗多在夜间进行，且缺乏合适的房舍和手术条件，救治效率难免受到影响。
在前三次战役中，伤员的后送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第一次战役期间，由于战线距离边境较近，伤员的后送主要依靠步行、担架和少量汽车。到了第二次战役，后送线的延长使运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伤员的后送困难显着增加，尤其是在东线战场，大量伤病员滞留在军、师医疗所，等待转运，境况异常惨痛。
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后，后勤和救治力量更加无法跟上，许多作战师只得自行组织部队撤回伤员，甚至有些部队出现了遗弃伤员的情况。
当时，伤员的后送主要依赖回程的汽车捎带，但由于运输部门未明确规定汽车回程时必须承担这项任务，部队只能派人在公路上拦车。如果没有汽车，便组织30到50人的队伍，用担架抬运伤员。在这一过程中，时常出现伤员掉落的情况，导致死亡率有所上升。
伤病员归队率偏低，同样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根据志司军务处的统计数据，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期间，第38、第39、第40和第42军后方转送的伤员总数为人，但仅有584人返回部队，归队率仅为3.7%。同期，转送的病员总数为7214人，然而归队的仅为297人，归队率为4.1%。
为了解决伤病员归队率偏低的问题，志司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包括：
轻伤轻病尽量留在队伍中，如无法留队应争取在治疗期间留下；提升后方医院和战地手术能力，杜绝途中人员失散情况，降低因伤致死和病亡率；各级单位需建立归队管理机构，定期开展归队组织工作；各部队应派遣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后方医院进行归队动员等工作。
上述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志愿军部队此时已极度疲惫，亟需时间进行休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未能如愿，美军的进攻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第四次战役因此被迫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中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