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豫中会战旨在打通北京至武汉的铁路，而长衡会战则意在贯通武汉至广州铁路的北段。

此次战役由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共投入8个师团、1个飞行团及部分海军力量，参战兵力20万。

豫湘桂战役的核心，在湘。

湖南战场一旦被打穿，想指望白崇禧的桂系死守广西是不可能的。抗战一再证明，军阀是靠不住的，张学良不守东三省、汤玉麟弃守热河、宋哲元失平津、韩复榘弃守山东、粤系轻易丢失广州、龙云暗中勾结日本，无不如此。

5月7日，重庆再收到极为准确的情报，日军为南下平汉线准备了10个师团。

这一次，蒋介石才判断出日军意图，但对日军拼死一搏的决心仍缺认识，他向第9、第7战区多次发出指令，命令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可是没有一个总体性的作战方案，特别是没有以湖南战场为中心，做全盘部署。此时湖南战场只有10个军约26个师的兵力。

河南前线的国军在短短三周内迅速溃败，让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始料未及。

5月末，薛岳才发现日军的规模，这才临时向重庆告贷，从第3战区借26军、从6战区借73、74、79、100军；向白崇禧借46军，也向7战区也就是他的广东老家借62军。

即使如此，9战区前前后后能使用不过17个军，共42个师+3个团，另有4支挺进队。这些部队或因常德会战伤亡惨重（特别是10、74、73军这些中央核心），或因调到后方补充整训，满员率仅一半不到。全战区在册兵力也不过人。

即将面对的，乃是十个师团的日军，再佐以两个独立旅团、三个补充旅团，约合十七个炮兵联队的强大火力，以及规模空前的工兵、辎重、汽车、铁道、通信兵等技术部队，总计二十五万至二十八万人。

国军平均每个团（约一千八百人），需应对日军一个大队（约一千一百人）外加一到两个炮兵中队。

勉力支撑的薛岳，于右翼寻觅战机，趁日第二十七师团尚未抵达，以川第四十四军和中央第三十七军一部截住日第三师团，集中川第二十军、滇第五十八军、央第七十二军以及第一八三师围歼日第十三师团，猛打五日，日第十三师团虽已力竭，然而薛岳中路更加空虚，被日军四个师团长驱直入，直抵长沙。

薛岳不复往昔之锐气，将长沙交予粤第四军，自己则一口气奔至百公里外的耒阳遥控指挥。

令人费解的是，薛岳临行之际还设下一局，令战区总参谋赵子立、粤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炮兵主官王若卿三人共同守卫长沙，且彼此之间互不统属，未明确谁为总指挥。以致日寇即将兵临城下，城内却三人三台戏，争执不休。

赵子立一个政治素人，看问题冷静客观，没那么多杂念，他主张重点守岳麓。

军长张德能早就习惯了薛岳的家长式做风，4军凡事都得薛插手，薛说了算。张跟赵争了半天，各自分家。

4 军的 3 个师，仅以 1 个师镇守方圆 50 里的岳麓山，另外 2 个师则负责守卫市区。待到战斗打响，张德能方才意识到岳麓山的重要性，然而他却犹豫了两日。

最终在催促之下，他才勉为其难地临时调兵过江增援岳麓山。怎奈船只早已被粤军拿去运送民财，一时之间，船少人多，再加上临阵变动，市区的留守部队误以为他们要逃跑，无心抵抗，纷纷涌向渡口，致使秩序大乱。

最终，市区未能守住，岳麓山也失守了，还酿成了淹死千人、被俘二千的惨剧。更多的人溃散到周边各县，收拢的仅有 6500 人。这支素有“粤军之母”之称的主力军，就这样丧失了再战的能力。

最为可惜的是炮兵，据 9 战区炮兵指挥部参谋长陈宏樟回忆，150 榴弹炮 6 门、苏制 762 野炮 11 门、德制卜福式 75 山炮 12 门、美式 75 山炮 12 门、37 战防炮 4 门，全部落入敌手。

即便战况如此，赵子立依托岳麓山轰击江东市区的 58 师团，仍然造成了不小的杀伤。据高木义辉的回忆，58 师团进攻市区颇为不顺，一度受阻两日，“战死者、负伤者不断出现，士兵数量持续减少”。

后来拿下市区，师团也减员颇多，“兵员非常减少，不论如何都要设法补充”，师团不得不中止追击，在长沙不远的湘乡停兵不进，“等待着补充的到来，并等待着体力的恢复”。

强攻岳麓山的日34师团，遭遇守军一轮又一轮的反冲击，216联队攻山4天就战死75人，可见整个师团伤亡必不在少数。

薛岳不知是何心态，不光断送了同僚的前途，还葬送了他仅有的嫡系粤4军，葬送了张德能，葬送了军参谋长罗涛溪 、还有猛将杨继震。还葬送了中国战场所剩不多的炮兵集群。

短短三日，长沙便被日军攻克。

敌军既未受到迟滞，也未受到实质削弱，这给蒋介石带来了巨大压力。在盟国的斥责之下，他不得不于衡阳硬扛日寇。

倘若薛岳仅止于此，那豫湘桂战役的结局或许不至于如此。

令人无法原谅的是，他明知日军一号作战的主攻路线，是攻占衡阳，继而沿着湘桂线向西南直入广西。

身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于公于理都应在湘桂线设立指挥中心，集结所有兵力，围绕此中心展开衡阳会战。如此，北可支援衡阳，南可保卫桂黔大后方。

然而，他却避开日军的主攻方向，率领几个主力军迅速撤至湘东南、湘赣边一线，在那里作壁上观。虽说是守卫粤汉线，实则是等着看白崇禧的笑话，看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常队长的笑话。

打下长沙后，日军分兵10万，进攻衡阳。

当时守卫衡阳的任务由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承担，尽管兵力仅有1.7万，而且这支部队刚从前线撤回，正在进行补充和修整，是一支残缺不全的军队，面对10万日军，形势极为不利。这场血战，持续了整整47天。

方先觉的部队不仅奇迹般地坚守了47天，还对日军造成了重创。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最为惊人的伤亡比例，正是在衡阳保卫战中创造的。

日军死伤人数超过6万，其中2.9万人阵亡；战场上直接被击毙的高级指挥官多达300余名。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因为日军进攻衡阳的总兵力不过10万。

日军战史中记述：“此役，牺牲之大，令人苦骇，是苦难战役。”

然而，作为包围方的日军，后勤供应源源不断，不仅弹药和粮食始终充足，伤兵也能够撤回休整，同时还能不断得到增援。

尽管10万日军伤亡超过6万，但围攻衡阳的兵力反而增至11万，而且这11万人全都是战斗力完好的士兵，所有伤员已被撤至后方接受治疗。

相反，方先觉部队的可战之兵从1.7万人锐减至仅千余人，双方的兵力对比由最初的1比6扩大到了1比100，甚至连浮萍都已吃完多日。

方先觉决定向日军有条件投降，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确保存活官兵的安全，并给予休整时间；收容和照料伤兵，郑重安葬阵亡将士，同时保留第十军的建制”等。

至此，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落下帷幕，日军随即进城。

在这场战斗中，衡阳城几乎被日军炮火彻底摧毁，全城近五万栋房屋中仅有五栋幸存完整，成为中国境内唯一一座被日军炮火完全摧毁的城市。

在整个豫湘桂战役中，唯一的亮点就是衡阳保卫战。

在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发出了决意赴死的“最后一电”，然而最终他并未殉国，而是向日军投降。这成为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污点。

然而，鲜有人对他提出责难。

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把大义留给国家，把生命留给伤兵，把骂名留给自己”。

设想如果每座城池都能坚守47天，日本侵略者能有多少个47天可以在中国肆虐？以1.7万人的部队对抗10万日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7至10天，而承诺的援军一拖再拖，始终是一次又一次的“明日必到”。

如此情形下，方先觉不仅率部坚守了47天，还歼敌6万。

在豫湘桂大溃败的背景下，若方先觉都不能称为英雄，那么那些守城仅3天便撤退的将领又能算什么？

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达90,577人，而日军的伤亡人数则为66,809人。

根据日军第11军的统计数据，中国军队阵亡人数为66,468人，被俘22,460人，缴获武器相当于约10个师的装备。截止7月20日，日军战死3,860人，负伤8,327人，另有7,099人因病减员，总伤亡人数19,286人。

依据日方统计，双方的战损比接近1:10。

这两次战役的失利令盟军各国深感震惊，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致电蒋介石，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战场局势的担忧与不满。

1.5 桂柳会战：战损了四十万

攻陷长沙，占领湖南之后，日军冈村宁次部与横山勇部会合，开始对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发起进攻。战斗至今，日军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目标就是打通陆路交通线并连接越南，广西无疑是其下一个攻击对象。

在前两次胜利的鼓舞下，日军随即发动了桂柳会战。作为进攻方的日军，其总兵力仅为16万。

日军休整补充完毕后，广西兵力依旧薄弱，常公多次致电薛岳，要求 20、26、37、44 军赶赴广西协防，各军军长皆以公心为重，服从大局，意欲率军西进广西。

然而，薛岳却心性失常，继续加以破坏，不仅自己不去，还胁迫 44 军军长王泽浚留下，又耍阴谋分散 37 军的兵力，杨森无奈之下只得率领 20 军，孤军入桂。

杨森、王陵基等人虽已脱离薛岳，抵达广西，但却无新的核心人物，斗志与军心皆已混乱，难以形成合力。

负责戍守广西的是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他统率 9 个军，总计约 20 万人马迎敌。广西战场乃是豫湘桂会战的最终战场。

与豫湘战场不同，广西位处西南边陲，与越南接壤，倘若广西沦陷，不但会令华北、华中、西南地区的日军势力连成一体，更会打通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日军的陆路交通线，因此广西之战绝不容有失。

此前的衡阳保卫战为广西赢取了 47 天的战备时间，无论从战略意义还是战术准备角度审视，广西的战场势必是一场背水之战、决胜之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短短三个月，张发奎的 20 万大军便被击溃，丢盔弃甲，日军一举攻占广西，兵锋直指贵州。

失败的根源，主要是蒋介石领导的重庆政府，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地方派的利益关系之上。

长期以来，桂系与国民政府之间矛盾重重，早在 1930 年中原大战时，桂系势力就曾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兵戎相见。虽然后来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

抗战初期，日军来势汹汹，双方尚且能够携手共同抗敌，但到了抗战后期，日军势力渐微，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便再度凸显。

李宗仁、白崇禧料定日本败局已定，故而竭力暗示广西桂系势力保存实力，白崇禧宁可放弃土地，也绝不让自己的桂军拼死血战。

尽管张发奎身为第四战区司令，其实是一个光杆司令，4战区的实际指挥权在“小诸葛”白崇禧那里。张发奎的命令如同废纸一般，即便是蒋介石来了，也难以调动。多种因素共同酿成了豫湘桂战役中最为惨痛的一幕：

广西大后方聚集的各省上千万民众，在日军的杀戮下仓皇大逃亡，大批民众被杀或因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而死。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身为广东人，对广西防务竟漠然视之。他笃信有薛岳第九战区作掩护，第四战区便能安然无恙。在后续的作战会议上，这位司令长官竟言道：“广西之事，与我何干？”

而蒋介石手下的王牌嫡系新一军、新六军等美械师均被调往滇西、缅甸作战，虽然广西战场形势危急，但蒋介石根本拿不出有效兵力御敌。

9月初到10月，日军一路南下，如摧枯拉朽般横扫广西，到11月上旬向桂林、柳州发起总攻。

在形势岌岌可危时，白崇禧居然还想要主动出击，搞一场大会战，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他说：“我们只用几个师便可以守住桂林！”

为了防守桂林，白崇禧将两个毫不相干的师（第31军188师和第46军170师）放在城内，尽管国军战士英勇奋战，但是势单力薄的国军并不能击退日军的进攻。

除了守军以外，在外围的几个师不断被抽调到其他战场，根本无力支援。

“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柳州也是只守一天就垮了，整个广西也只守了十来天，白崇禧的桂军溃退入贵州。

日军以3000余人的兵力沿公路追击，如入无人之境攻至独山，逼近四川，在遭到第29军军长孙元良率领的9000人的反击后，被迫撤回广西河池。

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而美军支援国军的陆军航空队 30 架支援机也在这一战役中被日军摧毁。

第三战区位于淞沪、浙江、江西一带，作为敌后战区，其兵力配备远不如第一、第九战区这类主力部队，如果在豫湘桂作战期间，能够对长江水道、后勤兵站进行袭扰，仍然可以迟滞日军的行动，但是同样消极的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并没有下达此类命令。

到12月初，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全部被日军打通，至此桂柳会战以国民党的失败宣告结束。

1.6 苏联出兵东北租用旅顺港

这场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持续至12月，历时8个月。

在此期间，国军损兵超过60万，失去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贵州的一部分。

洛阳、长沙、福州、桂林等四个省会城市相继失守，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也随之沦陷。

此外，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及36个机场也失去控制，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侵占，6000余万军民落入日军统治之下。

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就杀害1.9万余人，妇女被侮辱6000余人。湖南着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为敌所占，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

令人痛心！实在是耻辱！

豫湘桂战役中至少2.5万日军死亡，加上伤病者共十万人。日军虽然占领了不少地方，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由于分散了兵力，可以说日军是战役胜利，战略失败了。

1944年底，豫湘桂会战结束之时，英美苏盟军在全球各大战场上接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势如破竹，捷报频传。

唯独中国战场，在面对日军已抽调走精锐，剩下乙类、丙类部队的情况下，竟然仍然打出了这样的局面。

这场战役极大地削弱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美国政府开始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能力产生严重怀疑。

在此之前，罗斯福虽然了解国民党军的战斗力不强，但他认为，如果能用美式装备对军队进行武装，至少能够与日军的二三线部队抗衡。

但当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惨败的消息传回美国时，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媒体甚至直接批评时任总统罗斯福，指责他支持了一支在中国早已失去民心的军队。

蒋介石身边的美方军事顾问史迪威也直言不讳，建议美国不要再对国民党进行无意义的投入。

经过这一战，罗斯福已不再期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清除中国境内的日军残部了。他认为，蒋介石政府只要能够撑到美军登陆，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如果美军单独对抗日军，损失必将会非常惨重，这在之前两军交战时都有印证。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作战十分顽强，每次与之交锋，美军都要承受巨大的伤亡。

以1945年初的硫磺岛战役为例，美军付出6821名士兵阵亡的代价才得以占领岛屿，而日军的多人中，仅有约1000人选择投降。

如果美军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去逐一解放中国大陆的数百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关东军占据的东北地区，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在罗斯福看来并不值得。

然而，如果在中国大陆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宣布盟军胜利，又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日军。这种两难境地便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美军认为行动不划算，国民党军队又战斗力不足，最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苏联人身上。

1945年2月，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迎来了美、英、苏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乔大叔的会晤。他们在会议中讨论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以及大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主要涉及德国的战后处理、波兰问题、远东问题和联合国的相关事宜。

此时，由于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糟糕表现，蒋介石已失去参会的资格。

在会议上，罗斯福请求苏联派兵进入中国东北，剿灭日本关东军。乔大叔表示，苏联可以出兵，但必须附带条件。既然中国能够恢复到甲午战争前的领土状态，那么苏联也必须恢复到日俄战争前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且要求外蒙古独立。

所谓的日俄战争前的势力范围，指的是1904年时远东的局势。当时，沙俄正在策划黄俄罗斯计划，整个东北已经被纳入沙俄远东总督府的管辖，旅大地区（苏联称为关东州）是该总督府的驻地。

罗斯福认为，这样势必侵害中国的主权，国民党政府绝无可能接受。他表示，只要能够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其他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苏双方最终达成了以下协议：

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对日本正式宣战。作为苏军出兵的回报，美苏双方共同同意保持外蒙古事实上独立的现状，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千岛群岛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向各国开放使用，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

同时，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国东北境内的东西、南北两条主要铁路干线）。

以上种种，都为1950年的抗美援朝，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