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浩荡荡的红巾反元大起义中，不是没有人尝试收买士大夫，也不是没有投降义军的士大夫。

刘福通的军师杜遵道就是这批投降士大夫的样板。

但在郭天叙看来，元末各路义军做出的收买士大夫的尝试是完全失败的。

因为根本没人能匹配得上蒙元开出的价码！

后世说起蒙元的恶政时，诸色户计这种种姓制度总是和四等人制放在一起，作为蒙元这个殖民政权反人类的说明，但需要知道一点，诸色户计对于大量的军户、匠户、驿户、淘金户等劳动者，固然是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凌虐，但偏偏对于某个人群而言，却属于万年一遇的利好。

儒户。

在程朱理学彻底将儒教宗教化之前，儒教实际上从未在中华大地上占据思想的垄断地位。

汉朝是霸王道杂之，传到季汉时，诸葛亮更是个彻头彻尾的申韩法家学派；唐朝认老子为祖宗，先信道教、后信佛教，武则天篡唐时期还信过一段摩尼教；甚至连北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都是道教，人家追封的圣祖是赵玄朗。

对了，晋朝倒是信儒教的，伏惟圣朝以哄堂大孝治天下嘛！

然而到了蒙元，由于鞑子们的不学无术，坏心办了坏事，一下子将儒教推到了婆罗门的位置上去。

在大元的治下，蒙古人都要劳作，服兵役，最后被压榨的起义不断。

但十万儒户却不用纳税、不服徭役，而且完全不受管理，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虽然后世总是诟病大元科举开得少，导致许多儒教徒没法像宋明一样通过科举做官，但别以为蒙元的儒户就不是统治阶层了，人家蒙元是直接从十万儒户中抽人去当官的，根本不用考试，甚至连当今这位天子的帝师都是儒生。

照理说，此时的中原简直是个世界文化大熔炉，聚集了整个旧大陆几乎所有人种、所有文明和所有宗教，儒生的地位又空前的高，足以看到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各类技术与哲学书籍，这本身是个文化交流的绝佳时机。

但是享受了这样空前绝后的优待的儒生，在长达九十七年的蒙据时期，干了点什么呢？

逛窑子的逛窑子、骂街的骂街、做官的做官。

没有一个人试图总结亡国的教训；没有一个人尝试翻译外来的书籍；没有一个人学习新鲜的技术！

蒙元灭亡南方无数文人自尽，比自尽的更多的，是遁入山林的“大元遗民”、随同北逃的忠臣孝子、还有刘基这样的“假意改信，日后悔过”的蛀虫。

遗憾的是，由于蒙元对他们的宽纵，儒教士大夫们养成了一条思维惯性：把国卖给越不熟悉的外来统治者，他们就越容易统治本族，越好把本民族的底层做牛马。

更遗憾的是，儒教一无法解释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终极问题；二无法形成完善的基层组织；三没有足够有吸引力的教义；还主动将祭祀仪式划分了等级，让除了统治者之外的所有人都无法直接对至高神“天”进行祭祀。

这直接导致了儒教只能成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治理工具，而不具备丝毫的扩张性，历史上他们也从没有过任何不依靠统治者助力，成功传教的案例。

而且这种统治工具，在现代眼光看来，还是非常不合格的，由于儒教推崇乡约和宗族自治，导致国家的集权迟迟无法完成，号称集权帝国的中华帝国，实际上在十六、十七世纪这个节点看来，是世界各大国里最不集权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