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都属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旁系后裔，在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并降清之后，他们分别在福建和浙东地区建立了隆武和鲁监国这两个政权。
不出任何意外，抗清战线，因隆武和鲁监国的同时存在而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隆武帝与鲁监国之间的争斗主要围绕着争夺正统地位展开，隆武为了提升自己的正统性，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浙东地区劝说，并试图说服浙江官员前往福建。同时，他还让福建官员掌控了温、处、衢等府。
相比之下，鲁监国政权的建立时间较晚，而且在建权初期相对封闭。因此，一些浙江官员认为隆武具有更高的正统性。然而，当鲁王面临隆武的威胁时，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态度。从此，隆武帝与鲁监国这两个政权几乎势同水火，在清军向南逼近的严峻形势下，双方互相不提供援助，甚至多次发生使节被杀害的事件。
每当踏入诸侯割据或者改朝换代的时期，文人墨客们常常会不择手段地利用言语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甚至不惜夸大其词，对所效力的政权进行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往往凭借着儒家礼制，将南明的几个政权视为当时的正统代表。他们秉持着“晋既然被赋予了正统地位，琅琊又是晋帝的儿子，怀愍二帝已经驾崩，江南地区便兴起了新的政权，兄长去世后由弟弟继承皇位”这样的观念，与仕清的士人以“继承明朝驱除盗贼”作为清朝正统来源的依据进行激烈对抗。
不仅在明清两代之间存在正统之争，就连南明的各个政权之间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例如隆武帝与鲁监国两个政权之间的争斗。当南京和杭州相继被清军占领之后，隆武帝率先在隆武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七日登基称帝，鲁王则在下个月开始监国。于是，双方围绕着正统性展开了多次激烈的口水战。
地方乡绅作为鲁王和隆武两个政权官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以本土为立足点，充分发扬"忠孝节义"的精神，成为传播本政权正统性的主力军。隆武帝朱聿键从浙江北部前往福建时，跟随者大多是即将赴任福建的官员、福建的勋贵将领，还有在浙江不得志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将朱聿键包装成南阳的汉光武帝刘秀。
黄道周的劝进表指出，朱聿键具备晋元帝和汉光武帝的特点：坎坷的身世、良好的品德、合乎伦理的血缘关系以及所处的南北乱世局面，而且身处昔日越王勾践忍受屈辱的地区。如此众多的巧合汇聚在一起，意味着朱聿键必定能够收复二京、告慰列祖列宗，从而确立了朱聿键即位的合法性。
张家玉从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认为光武帝中兴的历史将会循环发生在拥有相似背景身世朱聿键身上，以此激励部将、宣传忠义。
隆武朱聿键即位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孙后代，所以他想要恢复明朝的旧制度，并让明朝再次繁荣起来。同时，他还想证明自己和明世宗一样，通过旁系亲属晋升到皇位，并且肩负着政治责任。于是，他模仿明世宗对于"统"的改革，大力推崇明太祖以及自己所在的唐国藩王，以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此外，他还在福州建立了太庙和唐国宗庙，追封唐国的祖先们都为皇帝皇后，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尊敬。
与此同时，浙江地区的乡绅们纷纷将鲁王朱以海比作西晋末年的司马睿。当鲁王在绍兴监国之后，张岱曾经亲自接待过他。在这次接待过程中，张岱精心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卖油郎》传奇表演。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张岱刻意为之，这一情节都与他想要表达对鲁王登基的祝贺之意不谋而合。
在前文叙述中，一直使用“鲁王”来称呼这位新君。然而，当话题转向戏剧和饮酒时，却突然改用了“睿”这个字。"睿"作为一种尊称，通常用于臣子对君主的恭敬称谓。
这里的“睿”可不仅仅是指鲁王本人，更指代那位南渡中兴的东晋元帝司马睿。毕竟，晋元帝司马睿与南宋的宋高宗赵构一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南迁中兴名主。这样一来，“睿”就成了一个双关语，可以同时指向司马睿和鲁王朱以海。
尽管鲁王只是监国，按常理来说不应有年号，但他的臣子们却给他弄了个“鲁监国”的年号。这个举动实际上抬高了鲁王的地位，将其与其他急于称帝的人相提并论。这种做法不仅是在年号上做文章，更意味着鲁王已经被确立为正统，与隆武帝并肩而立。
除了年号的微妙变化，隆武和鲁监国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现他们的正统性——拉拢宗藩。自南京沦陷以来，南方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宗人受到地方势力的拥护。隆武帝和鲁监国政权都深知，获得宗室的支持对于证明本政权的正统性至关重要。通过争取这些宗室成员的认可，他们可以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赢得更多人的支持。
隆武政权的君臣们一直将自己视为正统，并且试图说服那些保持中立的宗藩来支持自己。比如，隆武在监国之后就写下了《谕惠王诏》《谕靖江王诏》《谕鲁王诏》等等。这些诏书表明，隆武政权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君王，而其他的藩王则被视为臣子。
此外，黄道周也积极地为朱聿键奔走。他仔细分析了当时各地藩王的形势，发现除了鲁王以外，淮王还很年轻。因此，他建议朱聿键可以先争取靖江王、惠王和鲁王的支持。黄道周甚至亲自写信给这三位藩王，希望他们能够服从隆武的命令。然而，益阳王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