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天下之事皆有利有弊，“开中法”的推行使得晋商暴富，但也侵害了徽商的权益。在明清时代，两淮地区以产盐闻名，而那些财力雄厚的徽商基本上都从事盐务贸易。然而，“开中法”的实施导致大量的晋商掌握了盐引，这无疑切断了徽商们的财源。面对这种情况，徽商们自然不会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人发财。若徽商想要效仿晋商进行"商屯"或者运输粮草来获取盐引，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 1492 年），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叶淇对盐法进行了改革。他将原本的"开中法"所规定的"纳粮运边"改为"纳银运司"。也就是说，以前想要取得盐引，只需将粮食运送到边镇；而现在，则可以直接在扬州等地方的盐运司缴纳银两，换取盐引，随后国家会用这些银子购买粮食并转运至边镇。
叶淇作为淮安籍贯人士，由于地缘关系以及浓厚的乡土人情，长期受到盐商们的特别关照与恩惠，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收受贿赂的行为。因此，他所推行的变法政策，实际上更多地偏向于徽州商人，而非其他地方的商人。毕竟，扬州距离徽州较近，而与山西相隔较远。这样一来，徽州商人无需再长途跋涉，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将食盐运往远方销售，只需使用银钱就能够轻松购买到盐引。这无疑让徽州商人省去了千里迢迢运输食盐的烦恼，但对于山西商人而言，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然而，这次叶淇变法给整个明朝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商业秩序，还使得原本繁荣的商业环境陷入混乱。更为严重的是，自纳银运司改革之后，边境的商屯纷纷被废弃，边商们要么南下寻求新的商机，要么转行从事其他行业。这一系列变化导致边镇的物价迅速上涨，边军生活困苦不堪，战斗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朝廷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运粮食以支援边疆，一切都回到了开中法实施之前的困境。此外，边军也不时出现劫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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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遥远的成化二十二年，时光仿佛凝固在了这风云变幻的一刻。时任大同巡抚的叶淇，面色凝重地站在巡抚衙门内，望着窗外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心中明白，自己原本光明璀璨的仕途之路已然黯淡无光，不仅心心念念的户部尚书之位与他渐行渐远，就连眼前这大同巡抚的官职恐怕也是朝不保夕了。更为严重的是，他深知此番变故将会连累到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的人生道路布满荆棘。
叶淇缓缓地抬起手，轻轻地摘下头上那顶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乌纱帽。他的动作显得如此小心翼翼，仿佛手中捧着的不是一顶帽子，而是自己破碎不堪的梦想。接着，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大同巡抚的大堂中央，恭恭敬敬地将乌纱帽放置在公案之上。做完这一切后，他转身离去，背影孤独而又落寞。
离开大堂后的叶淇，默默地走向了牢房。那狭窄阴暗的空间对旁人来说或许意味着失去自由，但此刻于他而言，却成为了唯一能够躲避外界喧嚣和指责的避风港。当他走进牢房并关上那扇厚重的门时，似乎将所有的烦恼都隔绝在了门外。
然而，此时的大同城却已如炸开了锅一般沸腾起来。城中的商人们听闻叶淇即将倒台，个个义愤填膺。他们想起这些年来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皆是因这位巡抚大人的无能所致；军户们则咬牙切齿，因为叶淇的决策失误导致他们的生活愈发艰难；而那些辛勤劳作的农夫们更是群情激奋，他们辛苦耕耘换来的成果被叶淇弄得所剩无几。于是乎，众人不约而同地涌向巡抚衙门，想要当面质问这位即将害得他们陷入绝境的庸官。
对于叶淇来说，此时此刻，这小小的牢房反倒成了最为安全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愤怒和怨恨，而他只能蜷缩在这里，独自承受着命运带给他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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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嘛，终归是要以生意为重的。就在这个时候，那些精明的晋商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边贸这块大蛋糕，毕竟在当时来说，最能赚得盆满钵满的买卖，毫无疑问当属与蒙古人的贸易往来。然而，明朝和蒙古之间长久以来一直处于相互对峙且存在隔阂的状态，就连双方之间的互市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关闭长达数十年之久。所以说，想要成功开展这项利润丰厚的贸易活动，还真就缺那么一个恰到好处的契机。
时间来到了明穆宗隆庆四年，也就是公元 1570 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蒙古俺答汗的孙子把那汉吉对自己祖父抢夺他未婚妻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一气之下竟然选择向明朝投降。在处理这起突发事件的交涉过程当中，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站出来提出了一项名为“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和议政策。
不得不说，王崇古的这个提议相当有远见卓识，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以及张四维等一众权贵的支持和认可。有意思的是，王崇古和张四维两人之间还有一层特殊的亲戚关系，他们可是实打实的舅甥关系呢！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和张家可都是晋商中的巨头，财力雄厚。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崇古会积极推动这项和议政策了，说到底啊，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给广大晋商谋取更多的利益罢了。
王崇古的父亲名叫王瑶，其伯父则唤作王观，兄长乃是王崇义，此三人皆是声名远扬的大商人，皆出身于赫赫有名的蒲州王家。无独有偶，张四维之父名为张允龄，他还有个叔父叫张遐龄，弟弟叫做张四教，同样也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商人，而且都来自于蒲州张家。
要说促成那与俺答之间的和议一事，若硬要论起来，与其说是契合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倒不如讲是更为贴合自家以及庞大的晋商群体之利益来得恰当些。自那次和议达成以后，张家口这座城市便逐步发展成为规模最为宏大的边贸市场。而在该地众多的商人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以下八大商家：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以及黄云发。这八位商界巨贾可不仅仅只是跟蒙古人做着生意而已，待到万历末年之际，随着辽东地区女真人的崛起，他们更是渐渐地将自身的贸易重心转移到了与女真方面的往来之上。
在那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明末清初时期，天下局势犹如一团乱麻。当时，中原大地正处于明王朝与新兴势力后金之间激烈对峙的局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有一群人胆敢无视朝廷颁布的严厉禁令，肆意妄为地穿梭于塞外和辽东之间，从事着猖獗的走私活动。这些胆大妄为之人，便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
他们源源不断地将至关重要的盐、铁、粮食以及布匹等物资，从塞外运往辽东地区，然后再用换来的物品，去交换后金军队入关时所掠夺而来的各种赃物。这种非法交易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更给明朝的国防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
当满清铁骑最终成功入关之后，顺治皇帝特意亲自召见了其中八位最为活跃且影响力极大的商人。或许是出于对他们在战争期间提供支持的回报，又或者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顺治帝慷慨地赐予他们“皇商”的尊贵称号。自此以后，这八个人便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清初“八大皇商”。
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来看，明朝的覆灭的确与晋商和徽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徽商通过一系列不正当手段，暗中摧毁了明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根基；另一方面，晋商则在不知不觉间为满清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至于叶淇和王崇古这两个人，更是因为内部的派系争斗以及自身狭隘的利益考量，完全不顾及边境地区的安危，盲目地给予明朝的敌对势力以援助。如此行径，实在堪称明朝历史上千古难赦的罪人！】
在那遥远的正德十五年，悠悠时光仿佛凝滞不前。王瑶方才还沉浸于对严家父子两代首辅的由衷赞叹之中，然而转瞬间，他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沧桑。此刻，他她将目光缓缓转向年仅五岁、尚显稚嫩的儿子王崇古，语重心长地开口道：“儿啊，从今往后，这书啊，咱也就不必再读啦！还是老老实实去做那生意买卖吧。如此一来，或许尚能避免将来在那史册之上留下千古骂名，以免咱们父子几代人都在人前难以抬起头来做人呐。”说罢，王瑶不禁长叹一声，似乎心中满是忧虑和惆怅。
而提到那张四维，此时的他尚未呱呱坠地降临人世呢，就连其父亲张允龄也尚未成婚。想来日后即便张允龄真有了子嗣，恐怕他也是绝对不肯承认天幕之中所出现的那个张四维乃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呀，以后就算他再有了儿子，定然也绝不会再起什么以“四”字排行的名字喽。毕竟“四维不张”，这对于他们老张家而言，着实算不上一个吉利的好名字哟。哪家正儿八经的人家，又会给自己的孩子起这么个名字呢？
至于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家。
这就是万历皇帝的事儿了，此时的他正全神贯注地忙于为再次出征辽东而积极筹备着钱粮等各项物资呢！这位皇帝一心扑在了军国大事之上，对于其他事情倒是无暇顾及太多。当他听闻有这么八个倒霉蛋出现时，心中不禁一阵窃喜。毕竟，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何能够为他的征战计划带来便利或者好处的消息，都会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山西官场却因为这八个所谓的“大冤种”而陷入了一片紧张氛围之中。官员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猜测着这八个人究竟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有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则害怕因此而被牵连进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中。但是，这些担忧和恐慌都丝毫没有进入万历皇帝的视线范围之内。对他来说，只要能顺利完成征辽大业，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至于山西官场那些人的紧张情绪，根本就不值得他去花费心思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