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土地这件事情来说，地主们不从事任何劳动，却过着锦衣玉食的快乐生活，佃农们一生辛劳，却从未吃过一次饱饭，对于这些情况，国民党高层非常清楚，孙中山曾经说过“农民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却被地主夺取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1928年，浙江省省长何应钦就说“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愈于此。”

既然清楚地主是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那么孙中山的解决思路是啥子呢？“慢慢商量，和平解决”，采取让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方案，由于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北伐尚未开始，他还没来得及亲自实践这个想法。

设想一下，在民国时期，用孙中山的方法搞土地改革，需要什么条件？土地嘛，肯定是涉及到每个村了，要组织人马对全国人口和土地进行一次大普查，确定每家每户实际拥有土地面积，然后再制定一个标准，确定地主的标准是啥，每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可能在西北戈壁滩，一个贫困户都可以拥有1000亩地，但这种地一点用都没有，压根就种植不了粮食，连草都长不了几根，这种地方的人，拥有1000亩地都只能算是穷人，在江浙富庶之地，1000亩地绝对算地主了，所以这个地主的标准还要统计方方面面的数据，综合判断之后，才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等划分出来以后，按改良派的思路，需要让农民得利，那简单嘛，减租即可，减租之后，农民的确得利了，但地主就损失了嘛，根本就没有让农民得利，地主也得利所谓双赢的方法，地主遭受损失以后，肯定要闹事，这就需要有调解机关，做好解释工作，稳定社会秩序。

直到今天，人口普查都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变态的执行能力，能管的到每个村，实际上，直到今天，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也没几个国家，比如印度就绝对完成不了，莫迪只能管到城里，村里有多少人或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原因很简单，印度村里都是土邦，实行的是自治，压根就没有在村里设置任何行政机构，刨除印度人的那副宗教德性，即使莫迪想在村里设村委会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两个字——没钱！

可能大家对这个没什么概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行政村总数为个，随便列个数据哈，每个村每年的经费20万元，中国维持村级行政机构的费用支出1383亿元人民币。

中国在疫情期间，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就地卧倒，坚决服从命令，就是因为拥有强大到变态的行政能力，印度没有，所以现在天天往恒河里抛尸。

设置这些机构，需要天量的资金，还需要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

回到民国，在全国上下穷的叮当响的情况下，凭什么能完成全国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工作？有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吗？没有，只有“皇权不下县”，村里和印度现在似的，实行的是乡绅自治，就是地主组织一群流氓在维持秩序，维持啥秩序？农民到期足额交租的秩序嘛，不然就拉家里的喜儿去抵账。

让地主公平公开公正的主持减少土地租金的事情，听着就不靠谱。

回到当时，能看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国民党内一个都没有，作为孙中山遗志的继承者，蒋介石继承了“三民主义”，在民生领域继续改良之路，无论怎么改，都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刚才说了，在当时，能看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几乎这两个字说明还是有人看到了，谁？当然是毛导员了，1925年12月，毛导员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地主是封建残余，属于被革命的对象，1927年3月，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再次重申地主阶级必须被打倒。

在对待地主阶级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矛盾产生了，国民党搞阶级合作，地主、资产阶级都在“合作”之列，共产党要搞阶级斗争，要打倒地主阶级，条件成熟还要消灭资产阶级。国民党希望维护社会秩序，商量着解决社会矛盾，共产党要捣毁吃人的旧社会，以斗争改造中国，这就是双方分歧的根本。

国内的资本家和地主害怕继续革命，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1927年4.12之后，双方分道扬镳，共产党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则竭力剿共，保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继续孙中山的社会改良之路。

这是执政理念层面，国共产生分歧直至翻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