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像一个连接农村和公社机关的桥梁，身份特殊。

这类干部是“文革”后期的特有产物，我知道他们不占国家正式编制，每个月拿着26元的工资，外加适当的工分补贴，这些补贴是由所在大队给予补助的。

他们就像一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虽然待遇不高，但却充满了对未来转正的渴望。

大约在1983年前后，他们才陆续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每个公社只有2 - 3名这样的干部，他们一般担任党委秘书、青年书记等职务，也有极少数能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就像我老家河口公社的方伏和同志，他从张集大队党支部书记直接被提拔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激励着像曹永生这样的半脱产干部努力奋斗。

我被分配到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站，担任农经助理的助手，职务是农经办事员。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为“甄会计”。

农经会计属于国家行政编制，在业务上接受县委农村工作部的指导，包括人事调动权、业务培训等都归属于县委农工部，而在行政管理上则隶属于所在单位党委、政府。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对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就像面对一团乱麻，并不十分清楚。

我只知道我的直接上司是农经助理胡得志，我的主要工作任务都由他安排布置，我就像一颗螺丝钉，只需要按照他的指示转动就好，很少接受其他人布置的工作任务，包括党委革委领导核心成员在内。

他们有什么工作任务，都是先安排给农经助理胡得志，再由他来分配给我。

农业经营管理，这是农村逐步改革以后新兴起来的业务管理内容。在此之前，它被称为农村会计辅导员，主要的任务是指导农村大队、生产队会计的会计业务，进行经济核算，实行财务管理，审批午季年终两次分配方案，定期进行财务清理，也就是俗称的“查账”。

建国以后一直到80年代初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公社只有一人负责这项工作，那就是农经助理。随着农村的发展，经营管理被纳入主要工作范畴后，工作量和业务量就像潮水一般不断增大，各公社又相继成立了农业经营管理服务站，简称农经站，被定为行政事业单位。一般来说，站长都由农经助理兼任。

我到河汊任职后，上级和公社领导只是简单地交待了一句话：“负责农村经营管理。”具体的工作内容却没有详细说明。不过我也没太在意，反正有农经助理安排我做具体的事，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知道太多，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好。

1981年的农村，就像一艘正在经历暴风雨洗礼的船，正处在变革、改革的初期，或是农村改革、变革的关键时期。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1978年底就在全国率先实行分田到户，这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浪。

而我们河汊公社的所有大队、生产队却仍在观望、徘徊，像一群胆小的候鸟，不敢轻易尝试新的飞行路线。

1980年中央就已经下达了75号文件，这个文件就像一盏明灯，为农村实行改革指明了方向。然而，这盏明灯并没有照亮所有的角落，文件只作了方向性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明确要求或制定具体的改革形式。

文件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就像一阵春风，鼓励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充分肯定了国内目前已形成的改革形势，告诉大家只要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任何形式都可以试，可以闯，切忌搞一刀切。

农业经营管理部门及公社农经站，本应在这场变革中，像英勇的战士一样，身处第一线，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这里应该是最有用武之地的地方，是最有调查条件、最有发言权的部门。

可是，当时的河汊农经部门，却像是沉睡的巨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无论是胡得志还是我本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像是迷失了方向的船只，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放任农民群众自行摸索前行。

这其中有我们自身的迷茫，也有环境带来的束缚。当时的环境就像一团迷雾，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所以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

在经历了定额计酬、小段包工、指标承包、联产计酬这个渐进过程以后，河汊公社谷庄大队部分生产队社员提出了实行大包干、实行分田到户的要求，这一要求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全公社引起了强烈反响。

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希望，有人却担心这会带来未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