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3年的风云变幻中，清朝的统治力量日渐削弱，加之清末新政对民间舆论的管控有所松动，报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面对外敌的侵略和国内的动荡，江南地区的有识之士纷纷探索救国图强之路。然而，镰锤社所倡导的道路却被视为邪方，引起了那些绅缙集团的深深恐惧，他们出于对彻底革命的担忧，试图寻找一条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强国途径。

苏报，一家新成立的报社，成为了讨论革命话题的前沿阵地。保皇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然而，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镰锤社却无辜地躺在了枪口之下。双方唯一的共识便是：革命不应由底层的农民来发动，没有他们这些“理智”且受过教育的领袖，让底层民众发起革命只会导致破坏性的农民起义。

在苏星云的指导下，镰锤社开始对地主阶级及其宗族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苏星云，一个理科背景出身的思想者，对那些被后世誉为文化巨匠的民国人物并无太多敬意。他的世界观深受穿越前的经历影响，坚信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他眼中，只有那些为科技进步做出实质性贡献的科研人员才值得他真正的敬仰，而对于那些虽名声显赫却未能为国家带来实质性改变的人物，则不屑一顾。

“这些所谓的名人，他们说过什么深刻的话语，写过什么感人的文章？”苏星云在一次内部讨论中质疑道，“如果他们的成就不能让我们的碗里多一粒米，身上多一块布，身边多一点铁，那么他们的伟大又有何意义？”

这番话在镰锤社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开始更加关注那些能够直接提升国家生产力和军事实力的行动，而不是空洞的文化宣扬。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镰锤社对待海防的态度也显得与众不同。

当时，报纸上频繁报道镰锤社交还胶州湾战舰给德国的事件，称之为对德国的屈辱条约。苏星云对此嗤之以鼻：“这些文人只知道将海防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却看不到我们归还战舰的实际意义——那是为了加快大型工业设备的进口速度。”

随着欧洲强国的推波助澜，各国开始关注起镰锤社的海军发展。尽管镰锤社已经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创造了远超清朝的财富，但在欧洲人眼中，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市场和强大陆军的国家却没有海军，这是极不正常的。

德国皇帝刚刚确认镰锤社归还青岛的德国军舰，德国公使便急不可耐地寻找机会推销新的战舰。然而，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镰锤社的态度异常坚决。

“我们不需要海军。”苏星云在与德国公使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只要我们的山东陆军能够守住几个良港，就足够了。”

德国公使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是先生，没有海军的保护，您的海上贸易和港口安全如何保障？”

苏星云微笑着回答：“我们的陆军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且，我们相信通过无顺差贸易和工业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建立起更加稳固的经济基础。至于海军，那是在我们真正需要它的时候才会考虑的事情。”

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争相推销战舰的浪潮中，英国人的行为显得尤为无节操。他们竟然不顾刚刚签订的英日同盟，跑到镰锤社这里宣扬俄国和日本的海上威胁。这一举动在自贸区传开后，气的日本高层连连大骂英国人是“鬼畜”。

然而，面对清朝内部和外国舆论的疯狂怂恿，镰锤社却坚决不买战舰。这让各国商人都感到十分失望，反倒是日本人开始在报纸上宣传日本与镰锤社领导的支那共同对抗白人的可能性。不过，他们在勾画的未来两国合作图中，竟然把东三省给抹去了。苏星云看到后，直接将其扔到了一边。

“不是我不重视海军，”苏星云在一次会议上解释道，“但在重工业尚未完成奠基的情况下，直接砸钱买战舰当玩具玩，那才是脑袋抽了。而且，现在的战舰技术已经落后，买不如造。”

他接着说：“1906年已经是无畏舰时代，这些一万吨以下的战舰买过来当渔政船都嫌耗煤。况且，我们的焊工技术和钢材技术还没过关，发展海军就是浪费钱和人力。我们目前的海防压力小，也没有海外利益，现在研发战舰，这是对宝贵人力资源的挥霍。”

虽然没有战舰，但苏星云依然能给某些国家找茬。二月份，当英国人避开清政府和俄国会商的时候，镰锤社已经开始派兵进入四川，熟悉4000米海拔的作战训练。为了应对英国的部队，苏星云按照历史上中印边境战争中国部队的两倍来准备，一共调集了六个团，两万人马。这些人都是在三个月的严格选拔后留下来的精英。

“为了这次行动，我们甚至推迟了吞并陕西的计划，”苏星云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就是为了在西藏这一块给英国人一个教训。”

在这几个月里，镰锤社的两万人也没闲着。他们首先在西康掀起了打倒奴隶主的运动，农奴解放运动随之展开。其实，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康的农奴主和土司等上层人士非常不安分，动不动就叛乱。镰锤社进入西康后，决心彻底根除这一现象。

农奴解放运动激起了下层民众对这些土司的仇恨，接下来镰锤社开始组织生产，要在经济上将这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农奴与镰锤社的经济体绑定。

“接下来就是信仰的问题了，”苏星云在一次内部讨论中说，“西藏人信佛，佛教本身是很柔和的宗教。但是，西藏人礼佛的方式有些过头了。他们将自己一年的劳动所得分成两份，一份自己花，一份给寺庙。这在大多数汉人眼里是不敢想象的。”

他接着说：“既然我们无法阻止西藏人对佛祖的虔诚，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寺庙里的和尚进行严格管理。当西藏和尚必须有苦行僧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由政府来制定。我们不能让寺庙变成藏污纳垢的地方。”

关于寺庙管理的法案正在谨慎推进，镰锤社内部已经商定，在未来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必须接管西藏两大活佛的金瓶选佛之权。这一决策彰显了他们对西藏宗教事务的重视与未来规划的深思熟虑。

1903年11月4日，弗朗西斯·荣赫鹏率领一万人马在西藏边境集结。远东的英国外交官闻讯后，不禁感到困惑：白厅的那帮人难道真的以为我们拿自己不当回事吗？明明已经报告了镰锤社扩张至四川的消息，印度的军队为何还如此冒进？

实际上，白厅确实仔细审阅了中国公使关于镰锤社掌控四川的报告。但他们认为，镰锤社刚刚拿下四川，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成果，就像欧洲列强在新征服的殖民地上需要镇压反抗一样。然而，这些欧洲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套用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追求大一统的国家上，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