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水摊上发生了一件小事，是范秀玲告诉儿子的。

友家妈过了一个多月终于发现自己似乎被骗了。她从认识的人口中都得知侯德发在外面欠的一屁股债还没还上，现在村儿里没一个人敢给他借钱；五队小孙的工钱一直拖了五六年，最后人都没了，钱还没还上。于是她给侯德发打电话询问去鸡场工作和欠钱的事儿，侯德发总是避而不答，要么就说现在人在外地，要么就说让他们再等等，借口推脱，最后终于干脆不接电话了。联系不上侯德发，那个嗓音尖利的老太婆顺理成章地找上了范秀玲，要让她“给他们一个说法”。

但最后老太婆并没有得到想要的那种在她看来理所当然的对方应当完全妥协的说法：她既没有从范秀玲这儿得到她想要回来的钱和期望的工作，这两样范秀玲根本无法完成；又没有通过范秀玲联系到侯德发，实际上，范秀玲确实帮她打了一通电话，侯德发也出于最低限度的礼貌接了二嫂的电话，但后来友家妈忍不住抢下电话，由最开始的请求仿佛不可避免地发展到之后不顾情面和毫无节制的谩骂，在侯德发愤怒地挂上电话后，友家妈仍怒不可遏地、仿佛一下子重新充满青春活力地挥舞着双臂痛骂了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若不是范秀玲拦着，她很可能由于不解气把手中的电话用力砸到地上。

接着，那个小老太婆的怒火仿佛再自然不过地转嫁到范秀玲身上，似乎这才是她来到这儿最开始也最重要的目的——寻找一个多少有些瓜葛、内心不免起一丝愧疚和怜悯的对象，倾泻对她来说难以忍受的、但其他人应当全部接受的怒火。同大多数人还有幼稚的难以承担任何错误的儿童一样，她必须为自己的失败寻找一个至少能够说服自己的借口。尽管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一个心怀恶意的惯犯为她精心设计好的欺诈圈套，但让侯永康疑惑不解的是，她怎么能将这个事件中一直起着决定作用的自己排除在事后追查的对象之外，仿佛她从未参与其中，从未由于仿佛火一般燃烧的欲望和莽撞，把她存了好几年的三万块钱一沓沓数得明明白白后亲手递给欺诈者，她怎么能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如同跺下鞋子上的灰尘一般，侯永康想。

那个野蛮的老太婆扯着尖利的嗓子闹了好一阵儿，如同一只饿了三天的老母鸡扯着嗓子叫唤，附近等车的乘客纷纷皱起眉头，用一种异样的、挟着足以察觉的鄙夷的目光彬彬有礼地观望着这出闹剧。这段时间，没人敢过来买任何东西，他们都害怕和这么一个显得有些疯癫的老太婆扯上关系。就这样，范秀玲一下午都没做成生意。

最开始，当友家妈将怒火和怨恨的矛头转向范秀玲时，范秀玲出于本能的自尊仍会反驳几句，但又出于对长者和老年人的尊敬，况且她并不愿像这个老太婆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丢尽脸面，或者让这个头发灰白的老人更加颜面扫地、无地自容，而且很快她就发现这个几乎陷入疯狂的老太婆只要一听到她的反驳就会立刻像被尖钉刺痛似的暴跳如雷。她叹息一声，任由她扯着嗓子喊叫、无端埋怨、渴望争吵、反复用仅知的几个难听话痛骂并不在现场的诈骗犯……就这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她突然不知为何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十年前看到过的母亲同样仿佛蜷缩起来的瘦小身体、同样灰白的头发，如今，已经变得更加花白了吧，她心想，接着她想到这个挥舞着双臂叫喊着的、头发灰白的老人的苦衷、她的痛苦、她的不幸仿佛都印刻在范秀玲身上，她开始怀着并不悲天悯人的胸怀怜悯她，确实发自内心的。

她不再想用任何针锋相对的话反驳她，而是保持沉默，让这个小老太婆酣畅地宣泄一下积攒着的不满和怨恨，最后当她终于颤抖着身体和仍指着天空某处的干枯的手，但已经想不起任何想说的话，就那么宛如一座手艺粗糙的雕像半张着嘴的时候，范秀玲搀扶着她坐在绿化带草坪边缘的混凝土矮墙上，轻轻拍打着她佝偻着的、瘦弱的而且必将更加瘦弱的脊背，像安抚她的孩子那样安抚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

“秀玲啊，对不住了，”友家妈平静下来后，用已经完全发灰的小眼睛久久凝视范秀玲那双温柔的双眼，又沉默许久终于开口，“对不住呀……可我是真没办法了，也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那时候你还想拦着我呢。可我，可我就是一股火憋在胸口，不吐出来会要了我的命呐！”她又看了看躲得老远、纷纷站在出口对面一侧仿佛刻意保持矜持状态等车的乘客，又看了看范秀玲，“耽误你做生意了吧，真是对不住呀……”

“没有，婶儿，现在这天儿也没几个人，我已经打算把摊儿收了，干点儿别的活了。”这时候来了一个顾客，掀开冰柜拿出一瓶矿泉水，范秀玲赶忙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