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去年刚上高中时的感受，侯永康确实没有对上学这件事产生同去年一样的厌恶情绪。或者更简单地说，他没有像之前那样产生辍学的想法，即便不为了自己，只是为了父母和姐姐，他也必须把高中读完考上大学，上学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

这种感觉倒也并不坏，毕竟，侯永康如今还没能找到一件足以用来消磨之后至少七年的事，而在学校之中，他至少有事可做：他要一节不落地听完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偶尔还要听几个同学在课间或午休时间发表自认为重要甚至高尚、但最终只带来滑稽效果的可笑言论；他要完成每科老师布置的作业，即使是简单重复的抄单词或成语字词也要完成，或者应该说，这才是最应该完成的内容，它们没法抄袭，因为实际上，这种作业本身就是不必动一丝脑筋的誊抄；有时他会在放学后到与学校毗邻的新建的篮球场转一圈，运气好的话能碰到在那儿打球的同学，他会跟他们一起玩儿上一个小时，而他也同其中两个常出现在那儿的同学不可避免的建立了他之前竭力避免的那种危险关系——朋友。一个叫李刚亮，另一个叫李令辉，他们都姓李，但只是巧合，他们班姓李的学生非常多，而且从这开始，侯永康好像突然发现，中国姓李的人确实非常多。

侯永康突然察觉到，在一个新的环境，能结识新的朋友似乎并没有自己原来想象的那么糟糕，甚至可以说，这感觉很好。他突然想到，自己去年会辍学应该有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在那个时刻显得过于紧张的班级里没有结识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所以那时他总觉得不仅自己在排斥那个班级，那个班级里的所有人似乎也在排斥他。而让他最难以接受的便是那种冷眼旁观般的漠不关心，他们似乎联合在一起说，“你的去留和我们无关，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团体，而你不在这个团体之中，我们对你的在意程度并不比放学路上看到的一片随风飘落的树叶更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种想法只是他自己的冷漠投射到了周围的所有人身上，所以他们失去了所有孩童般的天真情感，而且整个世界也似乎褪去了它曾经拥有的让人感到欢快和释怀的活泼色彩。“但那些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新的生活，世界并没有褪去色彩。”他默默对自己说。

通常放学回到家后（如果不留在学校附近的篮球场打会儿球），他会来到加气站旁帮母亲看摊儿，这时范秀玲会回家把饭做好，然后让回来换他回家写作业。如果写完作业后母亲还没有回家，他就会再上去，帮范秀玲收摊儿，如果没有写完，他就得继续写，直到写完再上去。

大多时候，他都能在母亲收摊儿前赶过去帮她：把冰柜推回爷爷奶奶住的房子（父亲给那个老旧的冰柜做了一个金属底座，还在底座下面焊上四个大得有些夸张的轮子），用篷布盖住放雪糕的冰柜（那个冰柜可以锁上，所以不用推回去），搬起那几块经常用的石头压紧篷布四角，最后再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松动，放雪糕的冰柜是否仍在工作（有一次，插头松动导致第二天冰柜里的雪糕全都化得不成样子，其中大部分都被范秀玲和侯永康吃了，因为顾客看到那个奇怪的样子，就算不小心拿起来，大多数也会皱一下眉，然后放回去），最后回到爷爷住的房子，帮母亲一起清点放水的那台老旧冰柜有哪些水剩的不多了，然后分别补上。

吃完饭后，通常已经十点多了，照例泡个脚，洗脸刷牙后上床睡觉，一天就这么过去，第二天又要重复一遍前一天的所有流程。当侯永康习惯所有这些并开始感到有一丝麻木后，时间的流逝就渐渐快得异乎寻常，通常他都觉得明天还要上课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明天是周六了。周末的时候，侯永康要帮母亲看半天摊儿，一般是周六上午，那段时间，母亲要骑着院子里的三轮车去进货，因为自己去店里进货会比送来的每件便宜一两块钱。

直到星期天，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有些地方认为是第一天），侯永康才有足够的空闲时间看一下那些他认为非常重要而且大多晦涩难懂的书，他的表哥留下来的那些课外书，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对作者提到的问题和隐晦地传达的思想进行一个不很全面的探讨，基本总是一个人苦苦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