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不管，那也不管。”

中药就不用说了，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医生开药全凭经验，砒霜都能入药，哪个管理机构能管的了？所以不能管。

西药？就更别提了，全是外国来的，中国连大部分原理都闹不清楚，而且这西药砒霜也能入药，怎么管？还是没法管。

你还别觉得中国水平低，因为全世界当时都这个鸟样。就以之前说过的磺胺肔事件为例，1937年该事件爆发，一个月的功夫造成105人死亡，美国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一通忙活，最后确认是因为二甘醇毒性造成的，这要是现在，该药厂就摊上人命官司了。可是到了联邦法院一起诉才发现，当时的法律根本不禁止未经安全测试的有毒危险药物，也就是说，你卖有毒的药物这事法律没规定怎么处理！

制作磺胺肔的药剂师没等判决就羞愤自杀，联邦法院绞尽脑汁咬文嚼字，最后从法律缝里找出一条，“该药说明里写的是乙醇溶剂，实际用的是二甘醇”，以此为由定了个“掺假和贴假标签”的罪名罚了该公司26100美元，死人这事就不提了。

这可是1937年的美国，世人当时对药品疗效和安全性的预期有多低可见一斑。

既然不用担心吃出问题有人找自己麻烦，刘土木就放心了。

回到饭店，刘土木一盘算，已经过来4天，再有3天就得回去，得为回去做准备了。

带来的药品中，原药20瓶只送了3瓶，还剩17瓶，刘土木计划放在客房备用。

压制药片10瓶，已经送出6瓶，剩下4瓶在走之前估计也得送出去。

卖药收入为0。

只有之前存在饭店的5公斤银条还没决定怎么用。

这个事其实简单，刘土木找林主任托人换了1根2两的小黄鱼和45块大洋，这样就比较容易携带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刘土木就给霖生医院和红十字会总医院打打电话，了解一下试药进展，没再跑过去。因为如果不送药的话，跑过去要租车，一趟最少得20块大洋，花上半天时间，打电话有半个钟头就足够了。

期间刘土木还向牛惠霖了解了仁济医院试药的情况，牛惠生说仁济医院外方管理人员不肯试药，他们想看看其他医院试药的情况再做决定。

刘土木完全不意外，最初就估计到由外方控制的仁济医院可能会有困难，毕竟自己一个华人，又是个闻所未闻的所谓美国公司，外方会信才叫奇怪了。刘土木认为自己连蒙带骗能把红十字会总医院拉上就算成功，现在多了一个霖生医院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既然仁济医院不参加试药，那么剩下的4瓶压制药片就可以分给霖生医院和红十字会总医院，刘土木计划最后一天再送去。

结果20号一早，刘土木就接到牛惠霖的电话，仁济医院决定试药了，希望他能尽快送一些药过去。

刘土木一琢磨，这个医院还是比较有价值的，它地处南京路商圈，称得上是上海租界对华人开放的最高级医院，而且这个医院还是外方运营，能够更快的宣传自己的药效。

毕竟未来主要客户是租界的有钱人，南京路上的病人总归是要有钱的多。

计议已定，刘土木拿着剩下的4瓶压制药赶往仁济医院，在医院六层的雷士德研究院见到了副院长福格森。

福格森对刘土木态度相当热情，因为他从牛惠霖那里了解到这个美国安博瑞拉公司的药效果非常好，而牛氏兄弟分别留学英国、美国，是目前上海地位很高的名医。牛惠霖还把自己对这家美国公司的推测也告诉了福格森，所以福格森对刘土木这个奇怪的身份和表现也表示了理解。

福格森先是对着刘土木大倒了一番苦水，原来仁济医院也和红十字会总院差不多，是偏重慈善性质的医院，有很多病人是免费的。

“刘，去年医院门诊量是十八万二千人，亏损了二万三千余元。今年的门诊量可能会超过二十万，还不知道要亏损多少。”

“医院一直亏损吗？”刘土木大吃一惊。

“前几年市面景气，有不少捐款，是不亏损的，但是自从美国颁布白银法案以来，上海经济遭受重创，大批工厂商号破产，捐款就少了很多。”

得，这是位洋丐帮长老。

指望刘土木堵这个窟窿是不现实的，不过刘土木可以适当赞助一点。

于是刘堂穆把新的压制药片交给福格森，把相关的注意事项说了一遍，并在最后提出，未来药品上市，可以给予仁济医院买五赠一的优惠。

刘土木当然不指望仁济医院的病人买药，但是福格森是欧洲医生，他们可以把药卖给欧洲病人，这样就可以用赠品这份药来补贴医院了。

送完这份药，刘土木在民国的事就算办完了，他回到饭店，把剩下的美元、金条和银元都装到挎包里，就等着晚上开门了。

刘土木还留了个心眼，他想测试一下这个门的位置能不能变，所以他计划6点整先看看自己房间里会不会开门，如果不开门，10分钟内他绝对能跑到三楼卫生间，再从下面爬进去，应该还来得及。

刘土木穿戴整齐在房间的马桶一直坐到6点整，什么也没发生，为了防止时间误差他又等了三十秒，仍然没开。

于是他冲出房间直奔楼梯，一路狂奔下了三楼，出了楼梯又恢复正常步速走进了卫生间。卫生间里没人，打开隔间门一看，时空门开着！

刘土木熟练的扔进包，接着从门下爬进去，再捡起包，转身就跨进了时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