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睁眼的第一个画面，我居然是在一个铁笼子里。

笼子像个狗笼，很矮很窄很短，大概有半米高，半米宽，长度大概一米二。五面是钢板，只有一面是钢筋焊接成的正方形的小笼门。与其说是笼子，不如说是个只有一面透光透气的金属箱子。人被关在里面只能趴着，腿蜷缩着，没法伸展身体。

我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粗铁链，铁链很短，另一端固定在笼门上，让我甚至无法在笼子里掉头，只能保持着头朝外的动作，顶多可以翻滚一下从蜷曲着趴变成蜷曲着躺，这个动作着实十分难受。

我似乎已在这被关了很久，笼子里很黑，我的情绪自然也谈不上好。焦躁、愤怒、不甘，还有隐隐的委屈。

我的记忆里还有些信息，关于我是怎么被关在这个地方的：

我曾经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不，不是人，只是有人类的外表，我的寿命和体质都远超人类。过去的我隶属于一个恐怖组织，在组织内为我的老大做一些文员方面的工作，而有些时候需要出外勤——就是恐怖活动。我通常不负责伤人性命，我有个类似于魔法一样的能力：我可以医治别人的伤痛疾病。所以我只负责治疗受伤的同伴，恐怖活动是他们的事。

印象中，这个恐怖组织确实做过一些残忍的事，但是当然是只在必要时候，例如面对我们的对手——出面镇压我们的警队。而如果他们不出面，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利用舆论方面挑起网上的人类的对立，煽动他们进行一些抗议行为。

与其说我们是恐怖组织，我认为，单论镇压的手段和杀人的数量，警队更像恐怖组织。

那一次，我们煽动起的人群正在大街上抗议，我作为医疗人员，在这种时候也兼任侦查员混在人群里观察我们行动的效果，并在必要时候适当引导风向。很不幸的是，这次警队出动得要快一些，也许是我们的抗议行为威胁到了他们的名誉和地位，他们一上来就没准备让那些抗议的人活着离开。警队的人排成一个长排向前推进，带头的那位发号施令的队长坐在车上，车子加装了尖刺，向着人群开过去，不愿意让开的人被刺穿倒地，卷进车轮下，愿意让开的人也无路可逃，被排成一排的警察堵回路中间，再被车子刺穿。我找了个机会混进外围的人群中，从警队封锁的缝隙里溜了出去。

我看到车子驶过，警队走过的地方，遍地尸体。

有人还能爬起来，因为他们跟我一样不是普通人，是跟我一起行动、混在人群里卧底的我的同僚，他们刚站起来就有警察围上来追捕他们。

那些起不来的是普通人类，或许是因为对警队来说没有抓捕的价值，警察从他们奄奄一息的身体上踩过，向着有价值的目标冲过去。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另一个原因了。我的治疗方式甚至不需要靠近被治疗的人。我站在远处，在不起眼的地方抬起手，远处和警队对峙着的同僚身上的伤口迅速愈合，他们也得以更快冲破警察的封锁逃走。确保了我的同僚们的安全，在警队未注意到的角落，我也试着去医治了那些倒在地上无人在意的人类。他们都是普通人类，自然脆弱容易死亡，大多数在刚开始被捅刺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仅有少数人坚持到了被车子碾过还留有一口气。我使出全力救治他，他的血流止住、恢复意识，他爬起来看到遍地尸体，尖叫着逃走。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逃过警队的围堵，但后面的就不是我的事了，我无需负责。我回到组织的营地，与同僚一起清点战果，等待上级的下一个命令。

我们的行动总是如此，显然我们成果不多，处于弱势方。可预见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果然没过多久，我们组织就被警队一窝端了。警队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的同僚中，能杀的都被杀了，一些人逃走隐匿，一些人被捕后被处死。而我很幸运又不幸地成为了例外——他们想要充分利用我的剩余价值。我被他们诏安，进入警队，为他们治疗伤者。

但我对警队的行事方式极度唾弃，我忍受不了自己为他们这样的组织卖命。在保全自己性命的底线之上，我屡次三番顶撞我的上司，拒绝参与他们的行动，我虽罪不至死，但这种行为无疑是对警队的权威发起挑战。起先，他们不待见我，试图逼我在心理上寻求他们的认可，但我又岂需这些渣滓的认可？他们见这样无用，就把我的顶撞定性为一种不忠，放大我过去身份的影响，制造谣言传播出去。在舆论条件达到以后，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我拘捕，给我量身定制了一种既能够让我生不如死又可以继续利用我的能力的处罚——关禁闭。

我被套上粗重的锁链，关进这狭小的笼子里。笼子被安置在一处偏僻的烂尾楼楼顶，没有遮挡，任由我经受风吹日晒雨淋。我像一条被虐待的狗，甚至，我不需要进食就能存活，他们会喂狗，无需喂我。

如果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仅仅是不忠，我会满意地接受这个指控。我视不与这些渣滓同流合污为一种荣耀。

但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更“高尚”和“正义”，他们利用“恐怖组织前成员”的刻板印象，给我安上残害人命的罪名，在警队队员和普通人群中制造恐慌，让他们恐惧我，憎恶我，给他们对我的折磨套上正义的外壳。

最后，我接受惩罚的原因变成了：恐怖组织前成员在警队的劝导和优待下仍不知悔改，试图再次发起恐怖活动，为了保护无辜人员不受伤害，这个恐怖分子需要被监管。

竟是这个理由，我只觉得讽刺。我们与他们，谁更像恐怖组织？

因为这个理由而被囚禁，我心里固然不甘。即使被人踩在脚下，我也嘲笑他们，顶撞他们，拒不配合他们利用我的治疗能力。但我落在他们手里，我的抵抗也让我自由的日子一延再延。每次巡视之后延长我的禁闭时间几乎成了一种常态，我也不去在意刻在笼门上方钢板上被一改再改的那几个数字。

最初的一段时间，他们会时常来巡视，查看我是否有逃走的迹象。也许是为了在有必要的时候利用我的能力，他们也还愿意关注到一点点我的情绪和身体状况。白天会把我放出来，让我能够到笼子外面伸展身体，晚上再把我关回去，防止我趁夜做出什么事。被放出来的时候，我仍然无法站立起来，我脖子上连着笼门的锁链太短。但如果绷紧锁链，我还可以勉强坐直，用人的方式休息一会。

后来，也许是我这边一直没有出现什么状况，他们渐渐放松了警惕，也放松了监管，更放松了关照。巡视的人不再把我放出来活动筋骨，巡视的时间也更加随意，频率逐渐减少。我也早已习惯他们随心所欲的巡查，我可以无需关照，反正即使我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关着也死不了，干脆和他们耗。

如今，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警队的人也许已经换了一茬。记得我的人应该不多了，会来巡查的人更是只剩那么几个。“检查我这个恐怖分子的笼门是否牢固”的指令或许已经不在所有事务的最优先位置了。他们有时候一个月都不过来巡查。

我彻底清净了，也彻底被遗忘了……倒也不算彻底？

警队时期，我认识了一个朋友。那时候他刚入职不久，是警队中难得有良知的孩子。我们交谈甚欢，成了朋友，后来我被关禁闭，他那时职位不高，没有话语权，无法在事情恶化的趋势上造成影响，就偶尔趁着巡查的间隙来见我，和笼子里的我聊聊天，说说外面发生的事情。或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但他的照顾确实是我如今还能保持相对健康心态的根本原因。多年以后我被遗忘，此时的他已经混到了更高的职位，有了更多相对自由的时间。他的为人让他在警队里颇具声望，利用这些信任，他争取到了笼门钥匙的管理权，在确保一段时间内不会有人来巡查的时候，他会过来偷偷把我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