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父亲放在这一章，我想，写一个人的一生，父亲是那么重要的角色，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而且，我的父亲，是在我调到合肥站的第三年去世的，回顾他的一生，就放在这一章也能说的过去。我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把我们老家以及父亲进行了简单的描述，第一章的其他几节也涉及到一些关于父亲的情节。这里就不再用流水账的方式来记叙了。

我的父亲据说是三代贫农。但我生下来后，就没见过爷爷，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奶奶一直跟着她这个最小的儿子生活。奶奶的娘家是在我们那个村庄向南大概有三公里的一个叫塘拐子的村庄。整个村庄大部分人都姓翟，都是我奶奶的娘家人。她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那个村庄，我们喊老舅爹，三姨奶，老姨奶。我们小时候，每年拜年都会跑过去，奶奶平常偶尔回娘家，也带我去。我的大伯去世的早，在我爸爸刚刚成年不久，二伯就跟我爸爸分家，然后奶奶就跟着我爸爸住在一起。奶奶是个非常勤俭能干的人，我们小时候，爸妈在田地里劳动，我们上学，奶奶就在家里做饭做菜。有时邻居亲戚还请奶奶过去纺棉花。爸爸虽然脾气不好，但对奶奶还很孝顺。只是我小时候喜欢和奶奶拌嘴，气的她拿着棍子在后面撵我。

我的父亲是个从来不占别人半点便宜，但别人硬要占他便宜他也丝毫不让的人。在奶奶去世之前，他就跟住在我家后面的二伯，还有一个住在我家上面的堂大伯有很大的矛盾。我这个二伯当时是生产队队长，堂大伯是大队书记。父亲的脾气耿直暴躁，他一直认为我这个二伯向着外人，不向着家人，对他这个弟弟和我的奶奶非常寡情。父亲也偶尔跟我们讲二伯的事情，每次情绪都很激愤。两个人因为我家竹园后面的一棵椿树，也不知道呕了多少气，吵了多少嘴。都说椿树是自己栽的，谁也不让步。搁到现在，一棵椿树算什么，亲兄弟俩为了一棵椿树翻脸吵架，至于吗？算亲情账和经济账都划不来。但那时候，一方面农村都穷，另一方面两个人都是倔脾气，杠上了。两个人甚至都跪在地上赌咒，说这棵树是自己栽的，谁说谎谁家死人。父亲气的差点病倒，亲戚们也多次来调解，但那棵树最后还是给了二伯。给二伯家的二儿子，我的堂哥志付做了一扇大门。但我父亲后来万分懊悔曾经赌过的咒。1997年冬天，志付的妻子因为受不了某种病痛的折磨，上吊去世了。父亲认为是受到自己和二伯赌咒的影响。据我后来了解，那棵椿树确实是父亲栽的，父亲和母亲移栽这棵树的时候，特意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两个人挑了十几挑的塘泥放在坑里，所以非常肥沃，后来这个树长到了像脸盆一样粗。奶奶去世的时候，弟兄两个又因为一些礼金物品的分配闹的很不开心。农村有句土话，叫“远亲近仇”，农村亲戚住在一起，经常涉及到相邻纠纷，如果都没有豁达的心胸，矛盾也是在所难免的。我爸和住我家北边的小姑父也吵了不少次嘴，有一次还动手打架。但我始终认为，父亲这个人，他绝不会想去占他这个哥哥和姐夫的便宜，相反，我这个二伯和姑父，却比父亲自私的多。矛盾的源头也大都因为他们而起。父亲后来也让了不少步，他这个人对待自己，自己家人刻薄点，但对待朋友，对待亲戚都算是赤胆忠心的。

父亲其实是一个一直努力上进的人。也正是因为这点，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大队就让他当了我们这个生产队的生产队长。父亲干生产队长期间，带领大家修了很多水利项目。其中，大潜山到刘老圩的金河早已淤塞，父亲带头，和大家一起起早贪黑，重新挖掘出一条用于灌溉的中河。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想入党，但因为外公事情的影响，没有如愿。外公坐牢期间，外婆，大姨，三姨相继去世，老舅辍学，我妈妈和我老姨也被送养到别人家。所以，这可能就影响了父亲的进步，成为他的一个遗憾。我小时候，偶尔听到妈妈讲到这个事情，但我觉得父亲在这点上还是豁达的。八十年代初，外公恢复了工作，在学校里当老师，父亲对外公非常尊敬，从来没流露过对外公的任何不满。我后来想，以父亲那种刚烈的性格，走仕途他肯定是走不通的。他也很难走的更远。果然后来，他就因为一些事情和我那个当大队领导的堂大伯硬顶，两个人从此后结下了梁子，谁也看不惯谁。后来，父亲索性不干了，把生产队长的位子让给了我的二伯。

父亲有个特别大的缺点，喜欢骂人。不如他的意，他就骂。特别对待家里人，每天骂骂咧咧那是少不了的。小时候对他这点，特别反感。他给我们几个孩子的关爱也很少，很少主动来关心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每到下雨天，很多家长都到学校里来送胶鞋，送伞，父亲却从来没送过一次。我们经常赤着脚，冒着大雨跑回家。那时家里也穷，也缺少伞，胶鞋啊这些东西。还有，父亲也没时间，他天天就在刨那一亩三分地，无用功不知出了多少。父亲的第二大缺点也正在于此。他苦干精神有，但缺少科学精神，巧干不足。一辈子也不知道出了多少冤枉力气。他干生产队长的时候，就带领社员们苦干，别的生产队的秧田除草只搞两次，他非要搞个四次五次，结果把秧苗都搞死了。我家70年盖的房子，地基的石头，都是他一块一块从山上挑下来的。他耗费了很多冬天去挖塘挖沟，现在看来都没有用处。我上中专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他想把家里的一块地改成水田，然后栽秧，我就跟他说，那块地是沙地，地势又高，存不住水，不适合种水稻。他不信，拼命地挖地上面的一条战壕，想让战壕存水来灌溉这块地，不知道费了多少工夫。可是战壕也存不住水，当年就没有种成水稻，后来就只有放弃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就是天不亮就起床，然后一直忙到天大黑，才回家休息。他也不注重仪容仪表，天天蓬头垢面，一双手都裂开了口子。他有一种土里刨金的精神，但土里哪能刨出来金，他做的好多辛苦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比如，他总喜欢扫一些草榍到厨房烧，草榍本身就小，有时还潮，烧锅的时候没有火，烟还大。好草他舍不得烧，直到好草又变成了烂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觉得他做的不对，但又不能过分讲他，讲多了就挨骂。

农村还有句土话，叫惯子不孝，肥田出瘪稻。我们小时候，虽然父亲并没有表现出来给我们多少爱，但我们姊妹三个长大后都算是孝顺的。这一个可能受父亲对奶奶的影响，另一个可能就涉及到心理学。容易得到的往往不珍惜。娇生惯养的孩子，他往往认为一切都容易得到，一切都是该得到的，所以对大人不知道感恩，而且容易形成自私的性格。而我们，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不容易，在磨难和困顿中锤炼自己的人品。特别是长大以后，对父亲也更多了一些理解，对他隐藏在辛苦和操劳后面的爱有了更深的感受。我在苏州上中专时，虽然那时候很穷，平常生活费都少的可怜，但我依然在每次寒假或暑假时买好多苏州的特产带回家，给父母亲品尝。父亲每次总是埋怨我买多了。在蚌埠工作以后，我回家也算比较勤的。说实话，我虽然在外地，但回家的次数比在本地的姐姐和哥哥都要多。那时候，没有私家车，老家到合肥只要一趟农村人承包的私人中巴，后来又增加了几辆。每次我都是坐火车到合肥站，然后再乘坐公交车到原来位于中医学院旁边的客运西站，然后坐这些农村的中巴回老家。那时候，农村的路真是差呀，从王祠店到刘老圩，一路上坑坑洼洼，汽车歪歪倒倒，像蜗牛爬行一样。一路上，还不断的停下来，让到站的村民们下车。我一般都是在汉庄那下车，然后走回家。而返回的时候，要天不亮就起床，然后步行到汉庄路口，否则赶不上到合肥的第一班车。大部分时间，父母亲都要求送我，父亲送我的时候，总是跟我唠叨一路。有几次，我没让他们送，他们就会感觉到很失落。我记得有一次一大早，也就是很平常的一次从老家返回。母亲送我到村庄后面的河沟梗，我不让她再送了。母亲反复叮咛。我突然很心酸，眼睛湿润了，我明显感觉母亲的腔调是异常的，而刚才，父亲的腔调也是异常的。在那样一个清晨，我们三个人都同时感受到了伤感。每次相聚总是那么短暂，而离别又是那么漫长。对于渐趋衰老的父母，对于一直在外面奔波的我，我们彼此间又有多少挂念而难以言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