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有九个人上山，而到了清晨的时候，他们踩着东方的鱼肚白回来了。

这九个人里，只有三个人还站着，剩下的五个人全都躺在地上，用白布盖着，想必是与世长辞了，那还活着的三个人里只有我父亲没受一点伤，只是脸色脸色有些惨白，像是让什么东西给吓着了，剩下那两个人，一个是郭孝，另一个则是李永璋。

在人群之中，我看到郭孝身上血迹斑斑的，眼睛瞎了一只，只剩个血窟窿，而李永璋则是没了一条左臂，浑身上下也都是血淋淋的，像是被什么动物的爪子给挠了。

郭孝让村长帮忙把这五具尸体抬到大解放车上，于是村民们就开始一具一具的抬，将那五具尸体全都抬到了车上，到了最后，抬的是一个大麻布袋子，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里面腥臭腥臭的，像是有无数虾鱼烂在里面了。

抬那个麻布袋子的时候，几个村民没抓稳，袋子勾在车上，“呲啦”一声，那袋子里滑出来一只巨大的蛇头，那蛇头几乎跟人的头颅一样大了，蛇头的中间有一道清晰可见的焦糊状伤口，还散发着一股浓烈的烧焦味儿，这股子味道混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当难闻，将周围的几个村民熏得直皱眉头。

后来，据我父亲回忆，这东西就是龙母庙里的“龙母”，是一只快要成仙的柳大仙，他当天晚上给这些当兵的带到后山上，他们就直奔龙母庙里去了。

至于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他却跟谁也不肯说，只是一直强调这东西是封建的余孽，是祸害，所以上面就派人给它除掉了。

只不过除掉这只柳大仙的代价有些太大了，一共八个人，死了六个，只剩下两个，茉莉姐也死在了龙母庙里，尸体被他们装到大解放上，之后，那些人再也没回来过。

后来长大之后，我每次想起这件事，就感到一阵惋惜，只不过这也不怪他们，大家还不太清楚这些“仙”的手段，对它们不够了解，对付那些“仙”，还采用古时候的办法，什么符箓、桃木剑、掐诀念咒，后来发现这些东西根本不管用，又开始用上唯物主义真理，火枪、炸药、炮弹，可同样收效甚微，所以，“仙”这东西很怪，它介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一个夹缝之中，后来我们就给它起了个新词，我们称呼“仙”就是唯仙主义。

这件事给童年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那件事情过后，我父亲又找阴阳先生算了一卦，那时候他已经不从事阴阳先生这个职业了，全国上下都没有算命的了，那老头装模作样的摸了摸小胡子，最后掐指一算，说那只柳大仙坚决不会再出来害人了。

自那以后，我的脖子上就没再戴那贴身符了，不过永璋哥送我的那块玉坠我倒是一直戴着，虽然他再也没回来过，可我老惦记着他那嘴里说的汉堡、炸鸡和可乐，我父亲让行家看过这块玉坠，得出的结论是这玉坠是个上等货，值不少钱，我母亲唏嘘道他们可真是个好人，在咱们这儿住几天就送这么贵重的礼。

我本以为我也再也见不到李永璋了，可没想到，1976年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那时候，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正巧赶到那年十月的时候，公社通知了征兵的消息，而且，这次征的还是去雪区的高原兵。

那时候，好多适龄青年都想着报名参军，到外面去闯荡一番，一来能见见世面，二来还有希望去部队学上一些开车啊、修理等技术，毕竟，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这里交通还很闭塞，我们农村人别说火车了，连汽车都没见过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着，若是能干的好，也许就能混个排长干干，就算没什么建树，也能在复原后混口饭吃。听别人说，五六十年代还有没当上兵到了新兵出发时硬挤上火车，最终当上兵的现象，不过到了七十年代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可是，当时人们争取当兵的愿望仍然十分强烈。

我和家里人一商量，父亲说，好钢作刀，好男当兵，既然如此，我就决计去报了名。

我父母听说征高原兵对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张视力表，让我给它背下来，又听人说，体检心里肯定紧张，若喝上些朱砂便可以缓解心脏跳动，不管是真是假，都买了些朱砂，让我在体检前喝下。

到了体检那天，我才发现准备的这些东西是一点用都没有，护士说，我的血压偏高，当时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出了这个问题还能不能当上兵。

体检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一直背着手，像是领导的样子，不知怎么的，我看他竟然有些眼熟，体检结束后，我就向带领我们的征兵员打听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