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

《荣辱录》是不能再刻印了，市场已经被这些侵权者搞乱了，很多读者也搞不清谁是正版谁是盗版。

那就要寻找新的出路。

周大维在回BJ前，曾经告诉李惟庆，要在雕版印刷业脱颖而出，还得靠刻印科举用书发展壮大。

明清以来，读书人成千上万，他们在科举考试的路上，以书为伴，总想靠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从而改变命运，出人头地。

希望渺茫，面对那千分之一甚至更低的录取率，多少士子从少年读到老年，一生只是一个穷酸秀才。

这些秀才，不仅没有考取功名，还不会劳动，甚至娶不到老婆，一辈子在痛苦与悔恨中度过。

要参加县试、乡试、会试、殿试，就得多看书，特别是那些考试辅导书，成了他们趋之若鹜的法宝。

李惟庆自己参加过乡试，很幸运中了举人，当然知道士子们的需求。

广义上的科举教材主要是指各类经史图书，但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而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

于是，许多考生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而是开始揣摩时文答题技巧。

所谓“时文”，即科举时代应试的文章，也就是我们说的“八股文”。

当时出版业发达，从明代开始，科举教材就成了一门生意，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科举教材涌现了出来。

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间，科举考试用书就开始出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材当数《京华日抄》。

这是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相当于“高考优秀作文选集”。

此书一面世，深受士子们欢迎，同类书籍也随之大量迸涌出来。

到了明朝后期，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供销两旺的态势。

市场上，科举考试用书基本上刻印了很多，四书五经，到一般的书坊都可以买得到，但是，真正的“时文”书寥寥无几，这是考生最需要的。

李惟庆恨当年没有购买到时文方面的辅导书，否则，他可能就中了进士。

李惟庆觉得，要刻印时文，才能挣钱，就是要走别的书坊难走的路，正如《荣辱录》一样。

创新，才有生命力，不走寻常路，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书坊才能发展壮大，脱颖而出。

李惟庆找到编辑戴文，问问他有什么办法编辑一本畅销的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