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方法经过三次比较大的改革。其中，明成祖朱棣开始推行支运法，明宣宗朱瞻基推行兑运法，明宪宗则开始改兑运而为长运。

明成祖在凿通会通河与江淮河道后，将漕粮由海运改为河运。他在河道沿线设粮仓，然后将河道分为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三段，由军民接力棒一样运送至京师，这就是支运。

支运在一定程度能够节省百姓运粮时间，但收效甚微。水路运输行程缓慢，中国疆域又非常广大，即使分为三段接力运输，往返时间最长仍接近一年，极为耽误农业生产。

明宣宗于是推出兑运法，老百姓只需支付相应的路费和耗米，由官军代为运输漕粮。这样，老百姓可以专心耕种，官兵的军饷也有了额外来源。

但兑运法也存在漏洞，具体来说，它没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按照兑运法，各地粮户要把漕粮运到指定的粮仓才能兑运。这意味着粮户仍然要花费劳力运粮，而在入仓时官军又会巧立名目勒索一番，依然劳民又伤财。

明宪宗推出的长运法，由官军承担全部漕运任务。粮户在路费和耗米之外，每石漕粮增缴一斗渡江费，然后将粮食送到当地码头的仓库即可。

随着江南各地码头粮仓逐渐完善，长运法成为江南漕粮运输的主要方法，极大解放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力。

因为国力不济，粮仓等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在江南以外的地方，依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民运。

经历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后，明朝经济发展受挫，时局还处在动乱之中。为加强军事，稳定局势，明宪宗多次整顿军队，确立了十二团营制度。他将四十万在京部队划分为一等精锐团营与次等候补军队，明确建制，减轻劳役，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的战斗力。

面貌一新的明军，先后赢下了对女真族和蒙古族的战争。

被蒙古人赶到建州三卫居住的女真人，这个时候还不成气候。所谓建州三卫，分别位于今天的辽宁新宾县和浑河流域。在势力略有恢复时，建州女真开始频繁骚掠辽东地区。明宪宗招抚未果后起兵征讨，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女真人打散，再也无力兴兵犯边。

蒙古人的实力则依然还在，与明军在宁夏固原一带和河套地区接连开战。

河套之称或始于明代，主要是指弯成大半个圆圈的河道及其包围的陆地。我们所说的河套，通常指黄河河套，就是黄河的几字大弯及其周边流域。河套地区水草丰美，蒙古族入居这里后，直接成为明朝北部的重大边患。

明宪宗年间，明军在河套地区由战略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直接捣毁鞑靼人的大本营，逼使蒙古人北遁。数年后，明军又在威宁海（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发动突袭，再次击败鞑靼军。

在取得对蒙古人的多次胜利后，明宪宗采纳建议，在河套地区大规模修筑长城以防御蒙古骑兵的侵略。

整体上来看，明宪宗廓清了吏治，促进了经济发展，遏制了蒙古人南下的野心，缔造了太平无事、幸称小康的社会。但他后期逐渐懈怠政事，习学方术，尤其因为极度宠信万贵妃，几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比如宦官专权，比如后继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