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认为，唐泽宇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研究中的问题，反而在面对批评时表现出一种固执和顽抗的态度。唐泽宇的坚持不仅没有促使他进行更严谨的研究，反而让陈正感到，这位年轻学者正在通过不断的尝试来给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理论蒙上合理化的外衣。这让陈正感到失望和愤怒。

随着“量子植物论”在某些跨学科领域中获得了一定的关注，陈正的烦躁感也逐渐加剧。许多他认为更有价值、更具科学意义的研究，被这些讨论所掩盖，甚至有些年轻学者开始模仿唐泽宇的做法，试图通过引人注目的跨学科研究来博取学术和社会的关注。在陈正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会导致科学研究的整体质量下降。

不仅如此，陈正还发现，唐泽宇的坚持开始影响到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和学生。一些年轻的学生在讨论中提及唐泽宇的研究，甚至有人表示对“量子植物论”感兴趣，这让陈正感到极度不安。他担心，唐泽宇的研究会误导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使他们偏离正确的科学道路。

这种担忧和不满让陈正对唐泽宇的态度愈发严厉。每当学术会议上提到“量子植物论”，陈正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其问题，甚至有时会用一种几乎苛刻的口吻批评唐泽宇的研究。他认为，只有通过强烈的反对，才能让学术界意识到这个理论的危险性，并且阻止更多人受到误导。

陈正的不满逐渐转变为一种更为个人化的烦躁。他开始觉得，唐泽宇的存在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一个问题，甚至有点像是一种对他多年努力维护的科学标准的挑战。陈正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在科学研究中树立严格的标准和道德规范，他无法容忍像“量子植物论”这样他认为有害的理论在学术界立足。

因此，陈正不仅在学术论文和会议上反对唐泽宇的研究，还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削弱“量子植物论”的影响。他开始积极参与学校内部的学术评审，努力说服其他教授和学者重新评估唐泽宇的研究项目，并考虑是否应该继续提供资助和支持。陈正甚至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建议，学校应当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来监督和审查那些“有争议”的研究，以维护学术的纯洁性。

陈正的这些行为，让他在学校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对力量。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陈正的观点，但他在学术界的威望和影响力，使得许多人不敢轻易站出来为唐泽宇辩护。这让唐泽宇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发现自己不仅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和嘲笑，还要应对陈正日益增大的压力。

陈正的烦躁和不耐心，逐渐变成了对唐泽宇的强烈敌意。他认为，唐泽宇的坚持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亵渎，甚至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种“不科学”的风气扼杀在摇篮中。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反对唐泽宇的研究，试图通过学术界的力量，让“量子植物论”彻底失去立足之地。

然而，这种敌意也带来了陈正自身的烦恼。尽管他在不断努力，但他发现，唐泽宇并没有被击倒，反而似乎更加顽强地继续着他的研究。这让陈正感到挫败和不解。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学者会如此执着于一项如此脆弱的理论，甚至不惜冒着毁掉自己学术生涯的风险也要坚持下去。

这种不解逐渐转变为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陈正意识到，唐泽宇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对手，还是他自己科学信仰的一个挑战者。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但内心深处，陈正开始意识到，唐泽宇的坚持可能正是科学精神的另一种体现——一种他曾经也拥有过的、对未知世界不懈探索的勇气。

然而，陈正无法也不愿接受这个想法。他依然认为，科学必须保持严格的标准和纪律，任何试图挑战这些标准的行为都应被遏制。于是，他继续对唐泽宇的研究进行强烈的反击，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量子植物论”驱逐出学术界，哪怕这种斗争已经开始消耗他的精力和耐心。

陈正的敌意和烦躁不断升级，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对抗。他开始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抗唐泽宇及其“量子植物论”。这种对抗不仅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反驳和会议上的公开批评中，还渗透到了学校的日常运作和研究项目的评审过程中。

陈正的敌意已经不再仅仅是学术上的分歧，而是一种个人的执念。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捍卫科学的纯洁性，不能让像“量子植物论”这样的理论在学术界站稳脚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陈正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策略。

首先，他加强了对唐泽宇研究项目的监督。作为学校学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陈正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对“量子植物论”相关项目的重新评估。他强调，任何研究项目都应该严格遵循科学方法，而唐泽宇的研究在这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他呼吁学校停止对这些项目的资金支持，并将其资源转向“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陈正还在学术会议上频繁提到唐泽宇的研究，甚至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对唐泽宇进行公开批评。他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揭露“量子植物论”的不足，才能让学术界清醒过来，认识到这项研究的危险性。陈正的言辞变得越来越激烈，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敌意，甚至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研究继续下去，科学将不再是科学，而是笑话。”

随着陈正的敌意加剧，唐泽宇的处境变得愈发艰难。他发现，自己不仅在学术界被孤立，连在学校内部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教授和学者开始质疑他的研究，不再愿意与他合作，甚至有些曾经支持他的同事也开始远离他。

唐泽宇的研究团队也受到了影响。许多团队成员感到压力倍增，担心与唐泽宇继续合作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学术声誉。几位核心成员开始动摇，有人提出是否应该暂时停止“量子植物论”的研究，转而寻找其他更“稳妥”的研究方向。唐泽宇意识到，如果不能扭转局势，他不仅会失去研究的机会，甚至可能会失去整个团队。

在这种高压下，唐泽宇的精神状态开始严重恶化。他感到自己在无尽的压力和敌意中逐渐崩溃，每天都在与自己的信念和绝望作斗争。尽管他心中依然抱有一丝希望，但这种希望正在被陈正的强大攻势不断削弱。

然而，正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唐泽宇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研究或许比他想象的更为重要。陈正的强烈反应让他意识到，“量子植物论”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假说，它代表了一种对科学界现状的挑战。唐泽宇开始思考，也许正是因为“量子植物论”触及到了某些传统科学家不愿面对的领域，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

唐泽宇决定不再一味防守，而是采取更加主动的态度。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寻找其中可以更加完善和改进的部分。他意识到，如果要在这场斗争中获得胜利，他不仅需要更扎实的科学证据，还需要在学术界找到更多的盟友。

于是，唐泽宇开始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尤其是那些在跨学科研究中有独到见解的专家。他希望通过这种合作，不仅能够为“量子植物论”找到更多的支持，还能将其扩展到更广泛的科学领域。他开始发表更多的论文，试图通过这些文章来回应陈正的批评，并证明“量子植物论”的科学价值。

尽管陈正依然对唐泽宇的研究持强烈反对态度，但唐泽宇的反击也逐渐产生了一些效果。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关注“量子植物论”，并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表示兴趣。一些年轻的科学家甚至认为，这项研究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范式的出现，值得进一步探索。

然而，陈正并未因此而退缩。他意识到，唐泽宇的反击可能会让更多人受到“量子植物论”的误导，于是他加大了自己的批评力度。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陈正发表了一篇影响力极大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再次猛烈抨击唐泽宇的研究，强调科学必须坚持严谨和理性的原则，不能被所谓的“创新”所蒙蔽。

陈正的演讲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跨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认为，陈正过于保守，无法接受科学探索中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尽管如此，陈正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捍卫科学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在阻止创新。

这场学术对抗逐渐成为了学校和更广泛学术界的焦点。陈正与唐泽宇的对立，不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争斗，而是反映了科学界对创新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人开始认为，这场争论可能会对整个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将改变科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唐泽宇深知，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他必须继续前行，无论前方是成功还是失败。虽然陈正的攻击让他感到痛苦和压抑，但他也意识到，这场对抗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在科学探索中勇于挑战传统的学者。他要用行动证明，科学不仅仅是对已知的理解，更是对未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