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县城后，余炳权旧话重提：“莎莎，你看看，本来再过几天你就能去咱们新房住啦，你说这？”

我尴尬的笑着：“昂，这也没办法。”

余炳权摇摇头，说道：“咋就没办法，咱们这，五金也买了，彩礼也给了，就差走个形式么，你先搬过来哇！”

我有些为难的看着他：“没结婚就住一起，让咱们村人看见笑话哩！”

余炳权轻笑了一下：“唉呀，你还挺关心咱们村里头人杂七杂八的嘴，你咋不关心关心我哩？”

我沉默着不说话，那时，我对余炳权的感情有很大成分是愧疚，这种愧疚不是源于某一件事，而是我本身的成长经历和长期累积的对他的感激与亏欠叠加而成的。

余炳权见我不说话，又凑过来低着头说道：“莎莎，咱们村里头人谁不知道咱俩早就订婚了，那睡一张床上也是理所应当的，我这过两天就去林业局上班呀，天天一下班家里头没个人，清锅冷灶的，也不像个事情么。”

我尴尬的笑着：“那我住过去，白天也上班哩，下班不比你早，有时候还得上夜班哩！”

余炳权把左手搭在我肩膀上，坚定的说道：“咱们也不拉扯了，你明天就搬过来哇，我给你去宿舍搬行李去，以后尽量调成白班，晚上咱们在家一起吃个饭，你说多好哩！”

我在大脑里想了一些拒绝的理由，但都被我否定了。

一方面，我觉得这些理由并不成立，它们知会让我看上去扭扭捏捏、惺惺作态，另一方面，可能我潜意识里也是愿意的。

我抬头看着余炳权，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着。

余炳权也笑了起来，拉着我往前走：“走走走，去商场，给你买新的洗护用品、床单被套，宿舍那些不要啦，全换新的！”

那个夏天，我们开始了事实上的婚姻生活。

每天早上，余炳权都会早早起来去小区外面买豆腐脑和油条回来，吃完之后，他骑摩托车送我上班，接着自己去林业局。

中午我们在各自公司吃饭，有时候他也会骑车过来，给我带外面店里卖的小吃，有时候是担担面，有时候是炒面皮，也有时候，是一次性餐盒装着的热气腾腾的过油肉拌饭。

晚上回家，他都会去菜场买菜，在家做好饭等我下班，有时候我下班早，他也不让我做饭，我们一起去外面的小饭馆吃一顿。

即使是在我眼里标准的老公形象：我舅舅，也不能做到余炳权这样。

那时候，我觉得整个村里的人都在污蔑他，他长得好、勤快又有本事，我能嫁给他，那真是把未读中专的遗憾都弥补完了。

年底的时候，我满二十周岁了，我们回村拿了户口本，终于去民政局把那两个小红本领上了。

我们成了受法律保护的夫妻。

次年初夏，我们的婚礼如期而至。

那时，我隐约觉得，我可能已经怀孕了，经期一向准时的我，那个月推迟了二十多天。

我跟母亲说，我好像有了，咋办呀？

母亲惊讶的看着我的肚子，问道：“多长时间了，咋不显呢？”

“不知道，没去医院看哩，现在估计也看不出来。”

母亲若有所思的点着头，嘟囔道：“呀，咱们这儿有说法哩，家里头要是有儿子，女儿怀孕了不能在家里头出聘，说是对儿子不好。”

我不解的问道：“啥说法，为啥？”

母亲没有看我，转过身收拾着桌上的东西，说道：“说的是女儿在娘家怀孕了，就是添丁了，占了家里头的名额了，以后家里头就不好再添了，儿子没娶媳妇的不好娶，娶了媳妇的怀不上。”

我皱着眉看着母亲：“还有这说法哩，那我要是真怀孕了咋弄？”

“那就得在酒店出聘哩！”

父亲正好从门外进来，问道：“啥从酒店出聘，你们母女两个说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