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涉及到执政基础。近些年来，克什米尔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两国政治局势的一个“晴雨表”，两国的执政党常常会为了获取政治利益、转移国内矛盾、转嫁风险危机等目的，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大做文章，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克什米尔争端的进一步扩大和蔓延。

第二，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深层次的原因所在

克什米尔问题实际上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存在时间最长、冲突最为激烈的一种民族宗教矛盾。

首先，本质上的差异难以跨越。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民普遍信奉宗教。其国民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信仰印度教的印度教徒，另一类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从宗教角度来看，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无论是在主神论、教义还是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截然不同，并且彼此相互排斥。从民族层面而言，印度教徒普遍认为“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这里所说的印度人特指印度教徒。然而，穆斯林自从英国统治印度以来，一直遭受着歧视性的排斥和打击，他们积极寻求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国家”。

其次，历史上的旧仇难以化解。南亚次大陆的早期历史，可以被看作是外来伊斯兰势力与本土印度教势力之间的斗争和征服历程。这段历史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使得两个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这些历史旧恨至今仍然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情感，成为双方和解的一大障碍。

在历史长河中，伊斯兰势力不断扩张，穆斯林们采取残酷手段迫害印度教徒。公元 712 年，当伊斯兰教侵占信德地区时，他们屠杀了所有 17 岁以上拒绝信奉印度教的男子，这一暴行给印度教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如此，他们还粗暴地践踏着印度的宗教文化，无数精美的印度教建筑在战火中化为一片焦土。就连南亚规模最大、最为宏伟的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庙宇也未能幸免，这场血与火的冲突让两个民族从此结下了深仇大恨。

而到了 19 世纪，情况变得更为复杂。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和各种启蒙运动的深入推进，印度民族运动日益活跃起来。此时，印穆两大种族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仅仅在 1926 年，就发生了四十多起大规模的冲突事件，导致 197 人死亡，1500 多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无尽的痛苦和难以愈合的创伤。至1947年印巴分立前后，冲突再掀高潮，出现罕见的两大教派教民大迁移和教派间的疯狂仇杀，造成60多万人失去生命、几百万人沦为难民。这些对克什米尔争端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第三，常态管控中的摩擦冲突是现实诱因

自从印巴两国分立之后，他们就在实际控制线附近部署了大量的军队。由于缺乏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互信，以及顺畅的协调机制，这导致了实控线地区的局势一直非常紧张。即使是一些小的突发事件，也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由于双方在实控线地区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小规模的冲突至今仍在持续。自卡吉尔冲突以来，双方已经发生了超过 2000 次的交火冲突。特别是从 2013 年开始，冲突的频率显着上升，平均每年达到 400 多次，可以说是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发生。如此不稳定的印巴边境，犹如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给整个南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最后，大国棋局里的布子争势是幕后推手

印度的“国父”甘地曾经说过：“只要有第三方存在，印度内部就会产生不自然的摩擦和冲突。”事实上，印巴两国在南亚次大陆上的纷争背后，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域外大国之间的战略较量和实力比拼。这些大国通过各种手段，在这片土地上布局、争夺势力范围，使得印巴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他们的介入和干预，不仅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还让解决争端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个充满权谋的大棋局中，印巴两国仿佛成为了棋子，被大国们操纵和利用。而这种局面，无疑对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是英国的殖民影响。为了维护其在南亚的统治和利益，殖民者从登上这片大陆开始，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让印度一直处于某种分裂的状态；随着 19 世纪印度民族运动的兴起，英国更加重视这一策略的运用，不断挑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这两大种族之间的关系，制造教派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冲突，提出孟加拉分治计划，抛出单独选举制，从国家体制上推动印度朝着分离的方向发展。

二是大国的地区角逐。一直以来，美苏（俄）等西方大国为了增强对南亚的影响力和掌控力，采取了拉拢盟友、排斥对手的手段，通过干预克什米尔问题，企图控制和左右印巴这两个南亚主要国家，进而为其战略利益服务。可以说，印巴战争（冲突）就是近代以来美苏（俄）争霸、大国博弈的一个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