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魔的世界
在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荷兰的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写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着魔的世界里。”
纳粹主义宣称要提倡人对国家与同胞的至爱，可是在他们提倡“对国家的爱”时，其爱国主义却变得像魔鬼一般地具有毁灭性，最后他们所得到的是和他们所追求的完全相反的结果——非但没有为国家带来荣誉，反而是带来无止境的耻辱。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在1794年的国民公会中这样说：“我们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是在和平中享受自由与平等……而恐怖统治无非就是即时的、 严厉的、不宽容的公义。”结果，他的“恐怖统治”却是可怕的不公义，连他自己都没有经过审判就被送上断头台，成了牺牲品。
“自由与平等”无疑是非常美好的，但在这里却出了可怕的 差错，使得原本髙尚的原则变得像着魔一般地疯狂，最后它所带来的，却完全相反于革命所想要追求的正义。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偶像崇拜。当我们把对自己同胞的爱绝对化的时候，就变成了种族主义；当我们把平等的爱看成至高的时候，就变成了对特权阶层的仇恨与暴力。人类社会总是倾向于将美好的政治目标转变成假神。
正如我在前几章所提到过的，贝克（Ernest Becker）曾指出，在失去真神上帝的社会里，有许多人在爱情中追寻唯有宗教经验才能提供的满足；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相信，金钱可以取代上帝。不过还有一种东西可能被人用来填补这个灵性的真空，那就是政治；我们也可以把政治领袖当成“弥赛亚”，把政治方针当作救命的教义，以至于把政治的实践变成了宗教。
?政治崇拜的征兆
当我们把某件事物当作崇拜的偶像时，会产生的一个征兆就是惧怕；惧怕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质。当我们把偶像作为生活的中心时，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性，如果它在任何方面威胁我们，我们就会惊惶失措，我们的反应不会是说：“真糟糕，太困难了！”而是会说：“完蛋了，死路一条！”
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对美国政治的走向会有极端反应的原因之 一。当某一个党派赢得大选，输掉的另一个党派中就会有许多人公开说他们要出国远走，因为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他们对其政治领袖和政策所存的那种盼望，在过去乃是单单保留给上帝和福音之工的，因此当其政治领袖失势时， 他们就如同经历死亡一般。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这一方的政治人物和政策不能掌权，那么每件事都会崩溃。他们不承认自己与另一党派之间实在有许多相同之处，却单单专注在彼此的相异之处，以致他们的争论影响了大局，造成恶劣的对立环境。
我们对政治崇拜的另一个征兆，乃是不仅将反对者视为是错误的，更把对方视为是邪恶的。在上次总统大选之后，我84 岁的老母亲注意到：“过去不论是谁当选，他就成为你的总统；就算他不是你选的人，他还是你的总统。但现在好像完全不同了。”现在每次选举过后，总有相当多的人指责当选的总统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在今日美国政坛上这种越来越两极化和越来越苦毒的现象，更显示出我们是把政治的实践当作一种形式的宗教了。
究竟偶像崇拜是如何产生出恐惧和变得像魔鬼一般呢？
荷兰裔的加拿大哲学家沃特斯（A1Wohers）教导说，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生命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罪，而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上帝和他的救恩；但非圣经的观点则是将罪以外的事物当作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把上帝以外的东西作为主要的解决之道。然而这样便将那些不全然是坏的事物变得像魔鬼一样，并且也让那些终极来说不美好的事物变成了偶像。沃特斯写道：把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事物的一部分或某些现象单独挑出来， 将它视为是人类生命戏剧中的邪恶角色，却无视于进入世界的罪，这是非常危险的……有很多种类的事物都被这样认定过……身体和情感（柏拉图和许多希腊哲学家）、与自然界有别的文化（卢梭和浪漫主义）、组织的权威——特别是政府与家庭（大多数的深度心理学）、科技和管理技巧（海德格尔[Heidegger]与以罗[Ellul]） 圣经对此以独特而毫不妥协的态度，否认所有想把部分的受造界视为是邪恶根源或视为是救主的尝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圈经常充斥着夸大的盼望和幻灭，为什么现在充满毒害的政治性谈话这么多，为什么当政治领袖失去权势时，会出现不成比例的恐惧和绝望。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把政治的理想和目标神化或魔鬼化了呢？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政治崇拜中把权力当成了上帝。
?崇拜权力
尼布尔是20世纪中叶卓越的美国神学家，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在依赖感与无力感中挣扎。伊甸园中最原始的试探，就是不满上帝所加给人的限制（创世记2:17:“只是……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并且人想要“如上帝”一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屈服于此试探，因此现在它就成了我们天性的一部分。我们不愿接受自己是有限的、需要倚靠上帝的事实，却竭力寻找能保证自己拥有能力掌管生命的办法；然而这只是一个幻象而已。尼布尔相信，这种普世性的不安全感制造出一种“决心掌权的意志”，主导着我们社会和政治上的 各种关系。他观察到这种“决心掌权的意志”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尼布尔说，以自己国家民族为傲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国家的权力和繁荣变成不可妥协的绝对目标，因而否定所有其他的考量时，就会发生不受约束的暴力和不公义。当这样的罪恶发生时，就如荷兰的经济学家古兹瓦德（Bob Goudzwaard）所说的，是将武力和繁荣偶像化了：
这样的目标会把任何的手段都合理化……因此，当一个国家以物质上的繁荣为目标，把破坏自然生态的事合理化，或是许可有虐待个人甚至整个阶层百姓的事发生，那么这个物质上的繁荣就变成了偶像。当一个国家以军事上的保障为目标， 把取消言论自由和取消法案审理程序的事合理化，或是许可虐待某个少数民族，那么这个军事上的保障就变成了偶像。
尼布尔认为，整个国家会有集体性的“自我”，正如个人一般， 不同国家的文化也会有其优越感和自卑感。前者的例子是美国：美国人自诩为“自由国家”使得许多人看不到他们那种假冒为善的种族主义--对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一个社会也可能会发展出自卑感，因而变得具有侵略性并好战。当尼布尔在1941年写书时，他很自然地认为纳粹德国是这类崇拜权力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所受到的耻辱，让整个社会积极地想要重新证明其力量与优越性。
我们很难画一条清楚的界线，说这样就是仅仅赋予某件事物一些价值，那样就是已赋予它绝对的价值；就好像我们没有精确的定义，来清楚地分辨爱国主义是否已超越范围，而变成了种族主义及压迫别人的帝国主义了，但是没有人会否认， 许多国家常在不经意中就越界下滑了。然而嘲笑爱国主义的种种表现，或把它当作是邪恶的，并无济于事。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被奉为偶像的东西原来都是美好和必需的事物，只是它们被当作了神明。路易斯说得很有智慧：
我们若以为本性中的某些冲动--例如母爱或爱国主义--是好的，而另外某些冲动是不好的，例如性欲和战斗本能，就是有了错误的想法……在某些状况下，激起某些冲动是必要的， 例如已婚男子的性欲和战士的战斗本能；但在某些状况下，母亲对儿女的爱或人对其国家的爱则需要被抑制，否则就会造成对别人的儿女或对别的国家有不平等的对待。
?将哲学变成偶像
尼布尔还指出另一种形态的“决心掌权的意志”，那就是把政治哲学--而非人民--变成能拯救人类的信仰。当政治变成“意识形态”时，这情形就会发生。
“意识形态”通常是指针对某个主题的一组相关观念，但是它也可能和其相似词“偶像崇拜”一样带有负面的含义。意识形态就如偶像一般，是实体的有限的部分，但却被提升到总结事物的层次。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认为他们的学派对于社会的问题拥有真实而完整的答案，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要其追随者远离对上帝的倚靠。
近一百年来，大量的西方思想家对所谓的“理想社会”有着 极高的期盼，但是从二次大战末期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个信念逐渐动摇。乔德（c.E.M.joad）是英国重要的不可知论哲学家，他于二次大战结束后归回基督信仰。他在《信仰的恢复》一书中写道：
对于邪恶的看法如萧伯纳所表达的和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所支持的，都认为邪恶是环境的副产品，因此也可以被环境加以 更改或除掉。（但看到二次大战与纳粹等暴行后）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无比的浅薄……这是因为我们否认了原罪的教义，以 致我们这些左派的人总是失望又失望……因为真正的失败来 临，因为国家和政客的行为……在这一切之上，更是因为一 再发生的战争。
这个时期所出版的最关键性的书之一，是几个觉醒的作家所 写的《失败了的神明》（ThegodthatFailed）,作者包括了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纪德（André Gidé等人。这本书的书名表达得很清楚，它描述出政治的意识形态被当作“神明”，能给人绝对的承诺，而且要求人以生命全然委身于 它。
随后，钟摆就摇向另一端--拥抱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并将之视为解决贫穷与不公等问题再现的最佳方案，因此许多人会说这就是今日新兴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这份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料之一--似乎将自由市场神化了。他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当它自由发挥时，不需要倚靠上帝或道德规范，就会自动使人的行为趋向社会的最大利益。 虽然现在言之过早，但从2008—2009年所发生的大规模经济危机来看，这次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可能也和上个世代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相同。现在正有新的一波书籍，都在发掘解读最近市场资本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本质，这些书有畅销类、学术类、世俗类和宗教类，其中甚至有的书名改为《失败了的众神明》，因为连自由市场都已经被当作有像上帝一样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得到快乐和自由。
尼布尔指出，人类的思想经常会高举某件有限的价值观或事物，并将它当作最终极的答案，这样我们便自觉能解决所有的事，而且认为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笨蛋或坏蛋。但这正如所有的偶像崇拜一样，会使我们盲目，例如激进的左派思潮认为，有权力的国家是救主，而资本家就是魔鬼；保守派 的经济思想则认为，自由市场和竞争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因此自由派和政府就是快乐社会的阻碍。
然而现实远不是如此单纯。高度累进式的税率结构会造成某 种不公平，让辛苦工作的人没有报酬，反而受到高税率的惩 罚；但低税率而没有福利的社会，也会产生另一种不公平， 使得只有负担得起医疗开销和精英教育的家庭的孩子们，才 有享受美好前程的机会。简言之，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人， 不愿意承认任何政治理论都有其明显的副作用，他们也不愿相信其反对者也可能有正确可取的想法。
在任何文化中，如果没有上帝在其主体里，那么性爱、金钱和政治就会各自填满不同人的心灵真空处。这就是为什么政论中充满越来越多意识形态和两极化的言论。许多人对于现今许多有害的公开政论，将其归因于两党间缺乏共识，但其实根源远比这个理由更深。正如尼布尔所教导的，他们是回到了这个世界的开始，回到了与上帝的隔绝，回到了疯狂地努力要补偿那无边的赤裸与无力感；而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乃是恢复和医治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在圣经中有一个戏剧化的例子说到这方面的医治。这是关于 一个君王的故事，他有着决心掌权的意志，因此使得他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缺乏安全感的君王
在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帝国兴起，取代了亚述和埃及，成为世界上独霸一方的强权。不久之后它就入侵犹大国，攻下耶路撒冷，将以色列的精英阶层，包括军官、艺术家和学者 们都掳到了巴比伦，最后，当时已知的大部分西方世界都被巴比伦的君王兼将军尼布甲尼撒所征服。但是根据圣经但以理书第2章的记载，这个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竟然晚上睡不着觉。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作了?一梦，?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但以理书2:1—3）尼布甲尼撒王为这个梦心里烦乱。他梦到了一个高大如塔的巨像，可能这是他希望世人对他的印象--“常胜不败的巨人，在世界上居高临下”，但是这个巨像却有一双“泥脚”，并且最后被砸得粉碎。他在冷汗中惊醒，心中起了疑惑：难道这是表示他的帝国将要被倾覆？还是有人会来利用这个隐藏的弱点？许多追求权力的人都是极为焦虑和害怕的，但尼布尔 认为，他们是因为焦虑和害怕，才追求政治上的权力。不过， 就算害怕不是人追求权力的动机，它也是经常伴随着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被人嫉妒的对象，仿佛站 在其竞争者瞄准镜的十字准星中间，而爬得越高的人就可能 摔得越惨，因为他有太多可能会失去的东西。
当麦道夫（Bernard Madoff）因为诈骗650亿美元而被判150年徒刑时，他公开责备自己的骄傲。过去，他曾经有一年亏损了相当多的钱，但他“身为财务管理师，不能承认这样的失败”；他不能接受承认以后将带来的权力和名声的损失。 当他开始借着庞兹骗局（Ponzischeme）来隐藏自己的漏洞时，“骗局越滚越大，他更无法承认错误”，他总是以为自己“有办法挽回局面”。
因此，虽然权力常常是由害怕而产生，但是它也会生出更多的恐惧。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梦把他的不安全感暴露出来， 让他如坐针毡极为不安，但是有权力的人通常极不愿意承认他们所感到的软弱无力。
?对无力感的恐惧
尼布尔在他的《人的本性与命运》一书中讲到罪恶、政治与权力，而尼布甲尼撒王正可以作为一个范例来研究。尼布尔在“罪人”一章中指出：“人有不安全感，并且……他要借着决心掌权的意志来胜过这个不安全感……他假装自己是不受限制的。”
其实人类对于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事件都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包括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父母与家人，童年的环境，身材的高矮胖瘦，遗传而得的才干，以及绝大多数的环境遭遇。简言之，我们这个人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予的；我们不是无限的创造主，而是有限而必须依赖的受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