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真使甄鸿儒恼怒成羞，心想：

“尔吴昊天论资排队，按九品十八级来算，就你清安府而言，也只能从五品，属于地方官吏；而俺乃正四品，属于中央直属派驻机构。按大清礼仪，下级见到上级，必须跪拜请安。

否则，上级有权判汝藐视皇权的失仪之大不敬罪，上诉老佛爷，要有降职之忧患，何况俺大尔二级！岂有此理。汝这贼人，拉大旗作虎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没大没小，不识礼数的东西，太放肆了！”心中冒出很大的邪火。

但又有些顾忌，因为借驻贵地，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关键他有上方宝剑，以天子之诏，在传圣谕，对他不敬就是对皇上不从。

一但吴昊天借此上奏，弹劾于俺，不服皇令，抗旨不遵，那是要有杀头之罪。面对强势，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与此小人一般见识，逞一时之勇，落后顾之忧，实乃有失身份，有辱国体，不足取，还是做个太平官为好。

何况修缮城墙，巩固城防，漕运总督府也在其城池内，也是利已之举。有人担当，利益共享，自己不去担责，落个清闲官，何乐而不为。

想想捻匪过境，胜似洪潮，衙破家毁人亡，独子又被惊吓成精神错乱，癔症至今还未痊愈。国仇家恨，与之争权夺利，实乃小巫见大巫，小不忍则乱大谋。

甄鸿儒在权衡利弊中，作出了艰难抉择，那就是一切从流，不理政事，做个隐士官，以不变应万变。

于是责成师爷，以受命于天子之诏，复函曰：

“清安府知事：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内忧外患者，国破家亡，作为臣子，理应忠于职守，以死报国。

漕运乃系国家命脉，物流中枢，南船北马，保障皇都生产生活物资和战略战事供应，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大清危亡，不敢有任何懈怠和闪失。

今战事连年不断，吾大清威武之师八旗子弟正与乌合之众贼寇鏖战于江西，浴血奋战已是多日，久攻不下，后勤辎重匮乏，急需补充。

国家战备后勤保障，全系于水运。故而吾漕运担当国之重任，一切以国事为重，目前正全力以赴服从军机大臣调遣，望知事明察。孰轻孰重，俱如实上报。候旨觐见！

大清国漕运总督府，光绪年月日。”

甄鸿儒不愧是进士及第，满腹经纶，动笔涂鸦几句，就把皮球踢了回去。因为国事大，还是地方事大的问题，一目了然，当然是国事大了。

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吴昊天与甄鸿儒相比，还是缺少底气，稳重不足，急躁有余。

能投机营巧，但缺少神机妙算，只是匹夫之勇，难成大事，难堪大任。

也难说吴昊天是捐贡得来的官，不是科班出身，自然不是文化人，有着粗鲁加笨拙，却又摆弄风月。行事自然没有甄鸿儒那么沉稳矜持，世故圆滑老到。

这几年与邻相伴，与虎谋皮，未能和睦相处，总是尔虞我诈，相互排斥，利益均沾。

在争权夺利中谋人谋事，时有弹劾对方，双方都有戒备心理。如狼似虎，逮到机会相互咬一口，狗咬狗一嘴毛，两嘴血，两败俱伤，大有人在，也是国之兴衰成败的根源所在。

吴昊天收到公函，火上堂屋，大放厥词。但一时也无从下手，目前只是纸上谈兵。

舆论先导是统一意志的鸣笛，思想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前奏，就要大造舆论声势，明辨是非，有的放矢。一切准备都是围绕需求开展，就如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样。

吴昊天宽慰自己，蛇钻的窟窿蛇知道，已经是偷人的汉子，还怕人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任我行了。

甄鸿儒的话不足为惧，阴沟里的泥鳅，翻不起大浪，由他说去吧。吴昊天按部就班，一切照旧进行。现在就是实施阶段，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