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那天中午，我们在教育超市分开，男生们从北门进男生宿舍，而她和李梦圆则要继续往南走，从南门进女生宿舍。

她们俩并肩走的时候，她能感觉到李梦圆“砰砰”的心跳，那本就丰满的胸脯上下起伏着，更显动人，她见尤怜。

听到身后没了动静，李梦圆回头看了好几次。她说，那时李梦圆的神情很滑稽，她想回头偷看我的背影，又担心被韩要童看穿，怪不好意思的，便作出了不少伪装的动作。但那些伪装和表演又太过拙劣、明显和矫饰，韩要童差点没憋住笑。

“总之”，韩要童后来说：“我是后悔让李梦圆见到了你的。不过，想想也是，她如果想见，总能想方设法地见到你，漂亮的女孩总是有一些特权和特殊能力，何况是李梦圆。”

她跟我讲述起这一段回忆的时候，正是盛夏时节。头顶是点点的繁星，额间是轻凉的夜风，那时我们均已成年，并肩坐在姚金戈家的平房屋顶，楼下院子里是一群醉鬼。

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回到2003年，回到庙山中学。

我在初一年级第一次月考便考了年级第一名，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达到这样的高度。我最多想到过可能会把我的名次往前挤一挤，发挥的好一点，或许能进入年级前10名？缩小与朱广宇、王思齐、段世杰等人的差距，仅此而已。

这件事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我再也不能像头一个月那样默默地做“普通的一个”了。

有时，上课时，再有一些同学们无法回答上来的问题，老师们在等待无果后，总会点到我的名字了，尤其以数学课、耿建国表现的最为突出。

“丁小新，你来回答。”

不是询问的语气，而更像是命令、指派，容不得我拒绝。

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说我也不会；要么娓娓说出答案来。

而我那时正是最要面子的年龄，争强好胜的心或许可以自己压制下来，可一旦被点到名字，被要求来作答，情况会变得复杂起来：

第一种情况：确实不会。这个时候会觉得很没面子，很丢脸，你一个堂堂的年级第一，这种题都不会？似乎说不过去。偶像包袱极其沉重，年级第一的标签成为了困扰我的心灵枷锁，压力巨大。

第二种情况：明明会却可以说不会。说违心的话总是让我感到为难，我天生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我认为每当这个时候，耿建国总能看出来我是在“非暴力，不合作”，我管你的课堂怎么样，我反正就是不配合你上课。

第三种情况：会，并如实作答。这种情况极少，仅限于我心情特别好、看耿建国稍微顺眼的时候，但我又会感到自己在重蹈小学期间的覆辙，在给自己挖坑。平日越高调、越表现的什么都会，可一旦考试失利，都是别人的笑料。

此外，因为这个起点太高，我对接下来要面对的期中考试感到焦虑不安。月考的年级第一，期中考试总不能跌出前五名吧？万一名次退步太多，肯定有很多人笑话我。伤仲永、昙花一现、撞大运考了个第一名？

就像庄稳，分班考试的班级第一名、年级第八，高调地接受任命成为风光无限的班长，自信地向我挑战要比一比成绩，而那次月考他只考了376分，班级第9名，有不少同学在背后议论他、耻笑他，说他不自量力、自取其辱，他逐渐在同学间没有了一丝威信。

捧得越高，摔得越重，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

此外，父母的期望值突然变得更高了，他们有理由对我抱有更高的期望，只要能认真学习，这不是考了年级第一吗？只要成绩退步了，那肯定是没有认真学习，肯定是开小差了，那就要管，甚至要打！

所以，月考的年级第一，对我是一把双刃剑，就像悬在我脑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一方面带给了我荣誉和名声，使我变得更自信，激励着我继续努力学习，再接再厉；另一方面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想赢怕输，患得患失。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同时，我好像突然就变成了公众人物，但凡做出一点违纪、不自律或者耿建国看着不顺眼的事情来，他总会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阵训斥：你应该给大家做表率、树榜样，怎么能迟到、早退呢？做早操的时候怎么能偷懒呢？自习课看大部书，考了一次年级第一就能这么骄傲、放纵自己吗？有才无德，祸国殃民！……

如此等等，搞得我整日里神经紧张，生怕自己惹出一点乱子。

我便是在这样悲喜交加、动力与压力共生、荣誉与焦虑并行的状态下，度过了安守学生本分的两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