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世时，我基本上不搭理他。在医院那几个月，看着他满脸疲惫的样子，我经常想：我和他全靠妈妈这个纽带连着，等这个纽带断了，父女关系怕也该走到尽头了吧。

回到美国后，基于责任义务，我要求自己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两三个月后，我意识到我之所以与他保持联系不仅仅是出于责任义务，更是因为我没法割舍父女之情。他在电话的那一端哀泣，我在电话的这一端流泪。他孤独、无助、凄惶。我也孤独、无助、凄惶。同是伤心人，怀念的又是同一个人。眼泪和一句句相互安慰的话语一点一滴地融化着我和他之间厚厚的隔阂。每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抱着骨灰盒时衰老、悲哀、迷茫的样子，我的心总会痛一下。

妈妈葬在乡下老家，那里的亲戚按着当地的习俗，给她办过几次丧葬仪式，父亲每次都去。跑一趟路上往返要折腾几个小时。最近一次回来的第二天，他得了重感冒。听到他的咳嗽声、哽咽声，我终于忍不住答应回去看他。除了探望他，我也很想去妈妈的坟头祭拜一下。妈妈去世后，我没等到她入土下葬便飞回美国了。那时候我认为人的一生在心跳停止时就终结了，葬在哪里、怎么葬的、祭悼与否都没有意义。可回美国后，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她的坟墓是什么样子的，这才明白那些我原本以为无意义的事其实是有意义的。

买机票时，我发现在东京停留一夜转机的航班最便宜。机票包住宿和早餐。反正我不想在老家多待，在机场耗上一夜也无所谓，能省钱就好。

走前的那天下午，我去跟沈昕辞行。她提议一起去喝咖啡。出了楼门，我问她这些天怎么样。她说手头上正在做的几个项目全都卡了壳，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差，不想碰那些东西。这几天只是看看闲书。

“你也有烦写论文的时候？”我问。

“会的，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多久一个周期呢？要持续多长时间？”

“不一定。厌倦期短则几天，最长的一次有一、两个月。”

“会灰心丧气想放弃吗？”

“以前没有过，知道厌倦期总会过去。不过，最近一阵子，我常常忍不住想，我写论文，发表论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百分之九十九的论文都是垃圾，对人类没有什么贡献。我的努力无非是往垃圾堆里添加新垃圾而已。”

“沈教授，太消极了吧！你怎么知道你的研究不是那有用的百分之一？”

她苦笑了一下，露出一丝歉意，“我不该跟你讲这些，消极的情绪总会影响人的斗志。”

“那倒不会。我的斗志跟你的不一样。我来读书，我用功，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我只不过是把它当作我的饭碗和精神支柱。别忘了我是一只闭着眼睛瞎跑的牛。前面有没有路或是什么样的路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的论文是不是垃圾，我才不关心呢，只要能写下去就行，只要写下去有饭吃就行。”

“闭着眼睛瞎跑的牛……”她低着头，边走边自言自语，“我们天天忙忙碌碌，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

“这个，谁说得明白呢。反正我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