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屯人从大大小小的报纸和各种媒体上，看到他的报道时，都说，“看！这个首富是咱辛屯出来的，那个时候就能看出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气魄大，能成大事，听说他原来的科长很早就去南方投奔他了，现在回老家也牛的很，一开口，都是要投资几十上百亿，市里的领导要见都要预约。”

还没出十五时，吴仁毅一天下班后跑到周树海办公室，把门反锁上凑近悄悄讲，“春节的时候，我回老家认识了一个能人，是我一个县的，现在在北京开公司，在北京上上下下认识很多人，中央、部队、部委里都有各种各样关系，能解决很多人事上的事，你要不要结识一下？”

他接着说，“咱俩在突水中可是一起在井下待了十天时间，算难兄难弟了。这些年来，有些时候你提拔的快，有些时候我提拔的快点，我现在快到点了，没指望了，你还年青点，要不要再继续上进上进？”

周树海心中一动，张大善人老了，不然他还会再找张大善人算一算，自己的这个矿长确实相当于县处级，放着老辈子就是个七品，现在也就是十四级，还够不上高干。

他问，“那个能人都解决过啥事，不会是社会上到处骗吃骗喝的骗子吧？”

吴仁毅说，“我县里的一个副县长，跟我原来是一个村子的，也算我穿开档裤子一起长大的伙家，在副县级已经停了七八年，他上面没人，觉得没啥戏了。在一个场合认识了这个能人，这个能人说老家熟人的事一定得办，就是得挪一下地方，问他愿不愿意，我那伙家说只要能升职，当然愿意。”

“过了半年时间，我那伙家就调到了北京部里，不算机关，是下面的一个处级单位当一把手，但就一个摆设单位，啥实权也没有，没人正眼瞅过那个单位，我那个伙家找到那个能人，说这不是把我坑在这里了，虽然提了正处，可一个小处长在北京啥也算不上，满街一大把，年龄又大了，家里人的户口都办不进来，一辈子都坑在这里了。那个能人说，好哥哥你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在这里忍个一年半载沉一沉，一步步来。”

“我伙家也没办法，只能听他的，平时老老实实地工作。又过了一年，他又调国家新成立的一个能源公司的副总经理，副局级，有实权，虽然在西北工作，但待遇高了去了，我去年回家见我伙家一起吃饭时，还唉声叹气，眉头缩缩在一起，私下给我讲了前半段截子的事儿，说我这个正处虽然是真的，可下面就不到十号人，整天就是看别人冷眼。自己单位的手下，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办点什么事都求爷爷告奶奶，出门还得挤公交车，还不如留在县里做个副县长，县里面可是有头有脸，下面几十万人，家里啥事都能摆平。”

“今年再回去不一样了，整个气色，那可是顺的很，喜气洋洋，讲这调过去以后别看是副职，正职是挂名，实权在他这里，过手的合同几百万都是小的，千万上亿的经常一签就批了，天天找上门的多的不得了，得躲，跟躲债一样地躲。现在回去，县委书记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要约他，还得看他的脸色。”

“我那伙家是跟我穿开裆裤长大的，现在还能见上面，再过几年估计我可能都难见了，这次回去，他介绍了这位能人给我认识，就我们三个人，喝了四瓶茅台，那能人听我介绍了咱矿上的情况，说小事一桩，煤炭部下一步可能就要撤了，撤的时候人员就会有变动，变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怎么样？下个月我把这个能人请到辛屯，或者咱去北京认识一下最好，显得咱心诚。”

吴仁毅在文革的后几年一直跟在宋延明后面，比周树海提矿级虽然早了几年，但眼看着五十多了，都觉得他过两年混个调研员就算了，早些年间，尤其是刚提了副矿长那两年，吴仁毅见了周树海经常劲劲的，宋延明进到监狱后这几年开始服服贴贴，尤其是周树海做了正矿长后，见面又点头哈腰了。

周树海一时也拿不出主意，说，“这事我再想想，我原就是想着跟老书记一样，在辛屯干一辈子就算了，煤炭部要是撤了，咱以后怎么开展工作？”

吴仁毅顺势讲，“所以就是这个理，咱以前全按部里布置的工作来，生产销售供应基本上部里面定下个大调调，咱就是底下按大调调干具体活，这煤炭部一撤，我看会乱一阵子，日子不会好过，咱得提前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