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双目圆瞪、震惊失色：“何至于此？”

房俊喝口茶水，淡然道：“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时运而至，青云而起，时运不至，蹉跎一生。人如此，国亦如此，国运轰然而至之时自当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以免他朝国运倾颓，纵使向死而生仍回天乏术，悔之晚矣。”

“国运”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看不见、摸不到，但的的确确存在。当“国运”来临之时，纵使蕞尔小国背水一战、破釜沉舟，胜算不及十之一二却仍能击败强敌、攫取胜利、奠定强国之基业。纵使群狼环伺、困难重重，仍能有运气加成、突围而出。

反之，当“国运”耗尽，任你拼尽全力、前赴后继，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如何奋力挣扎始终如坠深渊、毫无起色。

“时势造英雄，当时势来临你我便是被推举起来的‘英雄’，肩负着历史赋予吾等富国强民之使命，引领国家走向富强、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是吾等不可推卸之职责。每一个人站在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所思所想都应当是帝国利益至高无上，而不是拘泥于自身之风评、口碑。被世人误解又如何？被史书唾弃又如何？待到将来，子孙后代会牢记吾等之功勋，他们自会将我们的名字刻在木牌之上，抬进太庙之中，受万世香火之供奉！大丈夫立于世间但求问心无愧，夫复何求！”

马周已经不知说什么好了，这番言语与他自幼所受之教育、一生所信奉之在准则简直背道而驰，但是听入耳中、仔细思索……似乎也有那么几分道理？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争取、夙兴夜寐，何需在意个人之风评荣辱？

让帝国疆域更广袤一些，让让汇聚的财富更多一些，让帝国的家底更厚实一些，让百姓的生活更富庶一些……纵使未来国运耗尽，也能让子孙后代守着祖先挣下的家底多耗一些时日，容错的空间也更大一些。

无论如何这都没错。

可华夏自古礼仪之邦的形象呢？

华夷之间最大的区别便是仁爱宽恕与惟利是图，儒家文明克己复礼、坚韧忍耐，礼仪为先不可逐利而行。蛮夷之辈则为了生存可以弑其父兄、辱其母嫂，背信弃义、惟利是图。

倘若大唐师出无名、东征西讨，将帝国之利益凌驾于番邦异族生存之上，大唐与蛮夷又有什么区别？

但正如房俊所言，如今“国运”降临、帝国昌盛，如若不能趁此机会攻占更多土地、掠夺更多财富，等到“国运”衰颓之时，番邦异族又哪里会记得大唐曾经放过他们一马？

祸害起大唐来绝不会有半分仁慈。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之殷鉴不远。

马周有些乱。

一会儿自幼灌输的儒家思想让他谨守礼仪、固守大义，不能惟利是图败坏天朝上国礼仪之邦的威望。

一会儿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占据上风，为了子孙万代的福祉纵使背负一世骂名又有何妨？

……

房俊坐在对面慢悠悠的喝着茶水，饶有兴致的看着马周那好似开了杂货铺一般不断变幻的脸色，到时能够予以理解，当自幼所接受的教育形成的人生观与当下务实之风气冲撞在一处形成巨大震荡，不仅仅马周，任何一个帝国官员都会感受到迷惘、错乱、无所适从。

所幸此时之儒学虽然已经被统治者予以阉割、改造，但尚存有孔孟之时遗留下来的务实、变通之风气，等到宋明之后被那些无原则迎合统治者的所谓大儒彻底愚弄、固化之后，儒学便彻底沦为愚民之工具，一潭死水、毫无进取。

所以现在的儒者尤其是经历过战乱萧条时代走过来的这些人，心底大多残存着强国兴邦、为民请愿之纯粹理想，倘若能够及时予以规劝使其人情现实、更为务实，还是能够“掰”回来的……

故而他并不急于对马周劝说什么，他能够自己想得明白才更为重要，而不是受别人的意志强行介入。

良久，马周才从恍惚之中醒过神，抬眼见到房俊玩味的眼神，顿时没好气道：“你这等异端邪说也就在我面前说说，绝对不能在外边露出半点端倪，否则必然千夫所指、身败名裂！”

“我自是不会向外吐露半字，因为对你完全信任才有这番肺腑之言。倘若外边有一丝一毫风声，便是你出卖我故意传扬出去。”

马周眼睛瞪大，不可置信：“人怎可这般狭隘歹毒？倘若你某一日酒后胡言乱语别旁人听去也怪罪在我头上？”

房俊煞有介事点头：“就是这般！不过这些都是小事，速速将这些文书公函签署也好早已让粮秣辎重运往华亭镇，切莫坏了我的大事。”

马周却好整以暇，说起另外一件事：“裴行俭回京述职，为何迟迟不肯离去？”

“揣着明白装糊涂，何必明知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