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有些气馁，但并没有放弃。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在上海的那段时光，我去的越来越勤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我希望在图书馆里能有一些发现。再后来，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少跑路，我开始省吃俭用，从网上买回一堆一堆的书来。就这样，我捧着书，窝在小屋里寻找拯救自己的良方，时常通宵达旦。

结果呢？不必说，我一定是徒劳无功的。不过呀，我身上渐渐有了另外一个变化。

从姿势上来说，蜷缩在沙发里看书，跟懒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干，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有了书的掩护，三五个小时的不茶不饭、不言不语，看起来就不再显得那么呆傻和嫌恶，反而还有了“读书人”的形象和体面，对不对？

你可知道“读书人”是什么人？读书人，有时候，黄卷青灯，孜孜讫讫，吟哦讽咏，琅琅达旦；读书人，有时候，设帐授徒，开坛立教，传道明理，尊才慕学；读书人，有时候，周游四方，力行践履，修明法度，移风易俗……

厉害不？更厉害的是，我们“读书人”的形象实在是唬人：天清地明，我们读书人心志高远；山高水阔，我们读书人气贯长虹。我都被唬住了！

看到这个转变，不必说，我是欢喜的。我估计，我那不明就里的家人也是欢喜的。

更为夸张的是，自打我错认自己是“读书人”，我就当真了，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骨，真成了个“读书人”——举手投足变得斯文起来且不说，更是书不离左右了。

虽说“假装自有成真的力量”，但这股力量还不足以引发这么持久且巨大的变化。

为什么？得把眼睛瞟到千年之外的宋朝了！

遥想当年，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得开大宋皇朝，这却使他心生警惕，多长了好几个心眼。于是他制定了一条重要的国策，那就是贬抑武人参政，建立了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以致全国地方长官一律任用文臣。

偌大一个国家一时要普遍起用那么多的文臣，哪有那么容易？更何况宋承五代长期的战乱，一般人都不喜欢读书，书读得好的就更少了。所以朝廷为实行既定国策，就必须一方面广开“读书人”登仕的途径，一方面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

也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宋真宗赵恒（“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赵恒的妃子身上）御笔亲作《励学篇》，传布天下。那短短的篇章，迷醉天下士子，几近千年。《励学篇》里，广为传诵的有这么几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讲道理，这几句真不是诳语。在我看来，人世间再没有比书中的知识更滋养人（好比千钟粟）、更让人安心（好比黄金屋）、更美丽动人（好比颜如玉）的东西了。

书这么好，你我要是还不爱它，该多傻呀？

读了那么多的书之后，在“如何让一个懒汉变得勤快”这个课题上，我所获得的成就不值得夸耀。值得夸耀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一个关于“天才”的真相。

原来呀，那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品都是最后的改定本，给世人的感觉多半是水到渠成，不露雕琢痕迹。在这些成熟的作品中我们往往只见到收获，而不能见到收获所经过的艰难困苦，所以一般人对于文艺的创造遂有种种误解。这个人说，文艺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人力所可强求的；那个人说，创造全凭想象，用不着理解和意志：他们援引“倚马千言”“斗酒百篇”之类的故事来烘托天才的奇迹。文艺作者自己往往也有矜才好誉的癖性，明明是呕心沥血得来的，他们却告诉别人说是信手拈来、不假思索的。其实，他们比谁都清楚，人世间没那般容易的事。

还是朱光潜先生看得比较明白。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先生写到：“我们只要到伦敦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去看看名著原稿的涂抹的痕迹，或是翻翻第一流作家自道经验的记载，就可以知道许多关于天才的传说都是无稽之谈了。”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这些真相，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写作的有效方法和实用技巧，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便也能装腔作势地写出华丽丽的诗文来。

不过，这些还都是“外功”。那么，如何修习“内功”呢？曾国藩在《家训》里说：“凡作诗最宜讲究音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奔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

有人就指出，古今大艺术家在少年时所下的功夫，大半都离不开曾国藩所说的这种“筋肉”上的技巧：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要先把手腕练得娴熟；歌者、演戏者和演说者要先把喉舌练得娴熟；作诗词歌赋者要先把气势声调练得娴熟……

练习的时候，他们往往要利用前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要从他们的作品中去揣摩。

这练习和揣摩如小儿学走、打球者学姿势、跳舞者学步法，并不玄妙，也不荒唐。

3.

只是作为心理师，我遇到一个比较玄妙、也很荒唐的事：弗洛伊德一开始赞成我们阅读精神分析类的书籍，可后来他不赞成了，这就莫名其妙了；另外，荣格也不赞成我们读书，可他自己读书比谁都要多……

唉，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做人要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