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此事，商鞅与秦惠文王之间的恩怨愈加复杂起来，仇恨的种子被种下，并且迅速发芽。

所幸秦惠文王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明君，私人恩怨其次，国家社稷为大，并没有将对商鞅的不满带到朝堂之上。

但是，能够如秦惠文王一般恩怨分明非常人能够做到。比如太子傅公子虔就做不到。

公子虔能够成为太子的老师，肯定不是简单人物。他因商鞅割他鼻子一事耿耿于怀。

可以想象，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却没有了鼻子，但是放到现在，也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耻辱的事情。

公子虔心中的怨与恨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却找不到发泄的出口，毕竟商鞅当权，秦孝公是他有力的后盾。

公子虔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忍气吞声“杜门不出八年”之久，直等到他的学生秦惠文王登上王位，公子虔认为他报仇报冤的时机到了。

这么多年的隐忍终于爆发。他在秦惠文王面前告发商鞅变节。

随着公子虔的诉状，纷至沓来的还有众多宗室旧贵族的上书，大好时机，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众愤难平这种情形之下，秦惠文王思量片刻，为一人而令众人愤怒，这实在是划不来的交易，暂且不论商鞅是否通敌变节，先将他抓获了再说。

对于秦惠文王来说，杀商鞅以平民愤，这是一个不难的选择，而且他自己也不爽商鞅。

并且此时变法已经成效显著，深人人心，没有商鞅，变法依旧会在既定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所以并不是非商鞅不可，商鞅就像一个工具，一个用过就可以丢掉的工具。

既然如此，他的价值也就不长远了。而宗室贵族却是不一样的，他们不仅势力强大，而且有更丰富的利用价值。

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强大，这是多少性命，多少鲜血才换来的。

对个人而言，生命诚可贵，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性命如蝼蚁般渺小，此时，为了国家的稳定，牺牲掉一个商鞅又算得了什么？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尽管商鞅对秦国忠心耿耿，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秦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一番衡量之后，秦惠文王还是做出了杀商鞅的决定，也许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商鞅眼见不利局势越来越糟，又闻秦惠文王要杀自己，知在秦国已无活路，便趁着月色摸黑逃出，往魏国方向而去。

一路奔波，眼见要出关了，又累得要命，便想在客栈留宿一晚，歇个脚，明日天亮了再赶路。

商鞅来到客栈，却因为没有证件而被拒之门外，一连投奔几家，皆是此种结果。

依据商鞅新法，住店要出示证件，没有证件者若是被留宿了，店主也要承担相应的罪责，这就是所谓的连坐法。

商鞅万般无奈，大叹一口气，心中五味俱全，悲喜交加，自已立的法，却将自己给拦住了。

商鞅拖看疲惫的身体继续赶路，人得魏国境内，却被赶了回来，商鞅曾领兵打魏国：魏人对商鞅甚是仇恨，哪里还会收留他？

商鞅终究逃不过一死，这直是商鞅名扬于新法，死于新法，也算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了。

对于商鞅此人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司马迁评价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于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婺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王安石评价他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资治通鉴》中也提到他：“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

畜鞅的性格之中存在着刻薄少情的一面，这是众多史家的共识。

商鞅的朋友赵良也曾劝诫他留好退路，早作打算，“刑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馋蓄祸也”。

但是，商鞅依旧我行我素，这也许与他所信奉的法家思想有关，他的这种性格成为造就他悲惨命运的一个因素。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他，商鞅变法对秦国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可以说，秦国的崛起与强大正是在商鞅变法之后，仅凭这一点，商鞅就足以被历史铭记，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