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帝王被赋予了信仰色彩的时代，他的废立非同小可。若是一个大臣擅自决定帝王的废立，那便触动了禁忌，所以很少有哪一个权臣会去触犯这种天下之大忌。

凡须付出代价的事，就必然也能令人获得相应的回报。

成功实行废立的大臣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

在这一方面，每个有企图心的臣子都以商之伊尹和周之周公为榜样，而这两个例子也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这一举动可以获得的成就。

当然，也不是每个权臣都能像伊尹和周公这样获得世人的敬仰。

伊尹和周公大胆废立君王，其原因均是因为君王无道，致使百姓困扰。如若君王没有大的错误，那么擅自废立便成了谋权篡位的代名词。

秦宪公的长子作为太子，从未犯过大的过失，故其继承宪公的位子理所当然。

所以，三父对无辜太子的罢免，注定了这是一次单纯的夺权行动。

宪公去世后，太子已经为他即将迎来的王位做好充分的准备。

此时的太子心里燃着希望的火苗，但不久后他心中火苗便会被无情的浇灭。

浇灭太子希望之火的水正是来自那三个大臣那冷漠的脸。

太子作为权臣争权的牺牲品，必将失去他的王位，取而代之的则是太子的弟弟，秦宪公的幼子。

太子眼看三父如此嚣张，虽心有不满，却也无能为力。

因此，在一场悄无声息的宫廷政变之后，秦宪公在地下看着他最年幼的儿子被三父抱上了王位，从此，秦国历史迎来了短暂的秦出子时代。

秦出子继位，时年五岁，没人能指望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管理好一个国家，这就为三父的摄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废长立幼一直是权臣最喜欢做的事，因为年幼的人好控制，这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历史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在这段时间里，秦出子作为一个傀儡，正在把玩着他的玩具。

与此同时，三父正兴奋地玩着他们的玩具：权力。

令后人感到疑虑的是，三父或是想对世人再次证实他们的权力，因为在不久之后，他们竟然杀死了被他们控制了六年之久的秦出子，重新立秦宪公的太子为王。

三父的举动令人不解，为何他们会杀死出子，重新迎立有了一定势力的太子？

这无疑是**行为。或许，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太子在多年的韬晦后，已经慢慢树立起足以对抗三父的势力。

三父感到威胁，为缓和这种紧张，只得先赞同太子的即位，慢慢地再谋对策。

当然，猜想可以改变过程，却改变不了结果。秦出子作为政治的牺牲品，彻失去了他应该灿烂的童年，而对于秦出子的同情，也成了日后三父的祸因。

周桓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98年），年幼的秦出子死于三父之手。

隔年，太子重新回到了本属于他的位子，并重燃了他六年前的执政热情，开始了他以“武”为名的政治生涯。

秦武公即位后，面对着这个发展中的国家，知道自己要做的事还很多。

秦国虽然在秦文公、秦宪公的努力下得到了发展，但它作为一个新立的政权，在各项制度的制定上还有待改进。

同时，秦文公虽然对西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却并不意味着西戎问题就此消失，西戎问题作为秦国发展史上的要事之一始终存在。

因此，秦武公面对着和前人一样的两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和领土扩张。

同时，秦武公在历史的前进中又增添了前人所不必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来自权臣方面的威胁。

这三个问题共同指向了一个目的：政权的巩固。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付出他毕生的努力。

而在这三个问题中，令秦武公最感威胁的始终是权臣的存在。

毕竟，权臣对政局稳定的威胁是最为直接的，所以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先下狠手。

因此，秦武公即位后的前几年内，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除掉弗忌三人。

而幸运的是，如同“武“这个汉字所代表的意义，武公不失所望地迅速除掉了这方面的威胁，为秦国中央政权的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