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李斯年的言论越离谱，却反而更能吸引到在场这些外交专家们的注意。

他们个个都是国际事务的行家里手，但此刻却都聚精会神。

他们都想听听这位《大国崛起》的作者对于鲁尔危机的独特解读，以及这场危机背后所潜藏的更为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国际政治博弈。

李斯年缓缓道来：“众所周知，自1870年普法战争中德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法国之上后，两国就成为了宿敌。《凡尔赛和约》之所以对于德国如此苛刻，其根源正是法国担心德国经济一旦复苏，便会迅速重整军备，再次对法国构成直接威胁。”

欧洲大陆几个世纪以来烽火不断，战胜国利用一切机会削弱对手，这几乎成了不变的法则。

然而，这一次，法国佬下手实在是太狠了一点，几乎将德国逼至绝境，以至于德国政府现在是直接躺平，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

但这种策略的实施，其结果却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双输局面，德国自身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失业率飙升，民生凋敝。

这一连串的苦难，无疑进一步激化了德国底层民众心中的民族复仇情绪。

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这种情绪目前在德国社会内部正以一种难以遏制的速度蔓延开来。

对此，舒尔曼插话道：“这和我们米国政府可没什么直接关联。威尔逊总统先生在‘巴黎和会’上可是明确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主张对德国采取安抚政策，确保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给予其平等的贸易机会。”

米国总统威尔逊是巴黎和会上面对于德国唯一还算友好的大国总统。

历史学家们对这位米国第28任总统的评价很高，他是米国历史上唯一一名拥有博士头衔的总统，还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其学术造诣和领导能力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他的带领下，米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为了构建战后的和平秩序，威尔逊总统不遗余力地倡导并推动了国际联盟的成立，也因此在1919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

李斯年继续说道：“威尔逊总统先生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他的许多建议和设想都极具前瞻性。但遗憾的是，他在任期内未能有效的压制住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导致米国未能加入他亲手倡导成立的国际联盟。”

李斯年的内心对于这位米国总统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

在“巴黎和会”召开时，华国这个战胜国，最初竟然连参加和会的资格都没有。

后来是在威尔逊总统的支持下，才勉强被允许参加，但在会议上却处处受到冷落和轻视。

尽管华国在欧战中出力甚多，但其“战胜国”的地位却显得如此虚幻和脆弱。

而米国也并非那么好心。

威尔逊总统在关键时刻食言自肥，改变了对华国山东问题的支持立场，使得会议最终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了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