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酒吧一直喝到很晚，最后李斯年和比利二人半斤八两，谁都没有占到便宜，倒是被众星捧月般对待的斯嘉丽一直都是兴奋不已，上蹿下跳，骄傲的就像一只小天鹅。

幸好挑起事端的兄妹两个还算有些良心，没有将李斯年丢在酒吧不管，也没有把他送回到阴冷的地下公寓，而是扶着他回到了位于上西区（Upper West Side）的公寓。

这间公寓，因为离哥大比较近，平时都是布雷迪兄妹两个人在住，肖特上尉在南汉普顿（South Hampton）还拥有面积更大，设施更全的别墅。

宿醉的李斯年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他简单的洗漱了一下，没来得及吃女佣准备的早餐，就和布雷迪匆忙赶往学校。

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曼哈顿区的最北面，位于上城的晨边高地，与华尔街，百老汇，以及未来的联合国总部比邻而居。

此时，米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被称为“爵士时代”，仅次于之前的“镀金时代”。

欧战的爆发导致欧洲市场各种物资短缺，站在一边看戏的米国被这个天大的馅饼砸中，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供货市场，其工业化生产规模急剧扩大，股市大涨，投机气氛浓厚，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经济大发展的宝贵机会，但同时也为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埋下了隐患。

最近这几年，曼哈顿岛上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不断刷新着纽约的天际线。

向南面望去最显眼的就是1913年建成的伍尔沃斯大厦，792英尺(241米)的宏伟建筑成为了此时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并保持了16年，直到1929年才被318.8米高的克莱斯勒大楼超越。

李斯年所就读的哲学系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也是最大的学院，它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提供超过50个不同的学科。

其中物理专业是文理学院最杰出的专业，后世共有33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着名的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就长期在此任教，米国二战时期着名的曼哈顿计划也是诞生于此。

在哥伦比亚大学东南角的一大片区域都是文理学院的教学办公场所。

李斯年今天急着过来，就是找霍华德教授讨论一下毕业论文选题方面的事情，布雷迪则是闲来无事跟着来打酱油的，但也未免没有想看李斯年笑话的想法。

米国大学的毕业季主要集中在春季末至夏季初，即五月和六月，春假过后再回来，准备论文的时间就不多了。

哲学系对于本科生的论文虽然没有那么高的学术上的要求，一般就是就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发表下人云亦云的看法，或者写一篇简单的读书心得体会，它更在意的是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学术素养和积累研究经验，但是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不同学校，不同导师的要求不同。

霍华德教授就属于那种治学严谨的老学究式的人物，李斯年之前苦心构思的几篇文章都被他给否绝了。

但是，现在时不时灵光一闪的李斯年感觉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有了巨大转变的他，早晨醒来之后，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想到了一个绝好的点子，并做好了构思。

轻轻推开霍华德教授办公室的门，李斯年看到办公桌前面坐着两位教授，除了霍华德教授之外，还有一位年纪差不多，但是面容更显慈祥的老者，两人似乎正在讨论着什么，神情专注而投入。

这位教授李斯年也认识，就是之前和布雷迪提起过的约翰·杜威教授。李斯年虽然平时都是跟着霍华德老头儿混的，但是大一时也上过他的课。

可惜之后两年杜威教授一直在外讲学，尤其是应胡适之、蒋孟林、陶星之等华国弟子的邀请在华国待了两年多时间，直到去年秋天才回到米国。

这也导致李斯年想选杜威教授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导师，从而和国内的一些师兄们攀上关系的愿望彻底落空，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了霍华德教授作为替代品。

是的，胡适之、蒋孟林、陶星之，还有郭炳文，张柏玲这些未来在华国思想、教育领域内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曾师从于杜威教授，攀上他可是混入华国顶级文化圈子的一个绝好机会啊，这么好的机会怎能放过。

胡式在杜威离开华国时，专门写了一篇《杜威先生与华中国》的短文，感叹：“自从华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华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华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可见其对于这位授业恩师的推崇。

碰到了教授们在谈话，自然就得安静一些。

李斯年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悄悄地和布雷迪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尽量保持低调。

霍华德教授看了李斯年一眼，也没有在意。

李斯年却是全神贯注的听着二人的讨论，这可是大师之间的对话啊，听个皮毛也会受益良多啊。

二人似乎在讨论杜威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实用主义哲学的论文。

两位教授都是米国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一时间办公室内唇枪舌剑。

在以前这种级别的讨论可不是李斯年所能听懂的，但是现在听了一会之后，他发现自己不仅听懂了，还理解了，更甚至还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想参与到两位教授的讨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