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嗷嗷待哺的小嘴一天天长大，生产队分到的口粮、自留地长出的红薯，远远不能填饱我们的肚子。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身处集体化时代，土地高度集中，能够出产的东西极其有限，而且老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让人胆战心惊的。在七十年代后期，政策有所放松，搞家庭养殖业不再被划作“资本主义”，有个好强而又勤劳的妈妈，我们家马上鸡鸭成群，成了各种家禽家兽的乐园，我们兄妹三个则成了当然的饲养员。

养猪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活儿，也是一项持续几乎全年的长期工作。一般只要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妈妈就会到集市上买回一头十多斤重的小猪崽，除了开始的十来天要让猪崽熟悉环境和口味之外，其他时间的喂养任务基本上是我们三个孩子承担。

每天放学后，我们就会挎着一只篮子，漫山遍野地去扯猪草;说是扯猪草，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寻猪草，因为院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有着这样的一个任务，好一点嫩一点的猪草，老早就被那些眼尖或者不用上学的孩子扯走了，轮到我们，只有走得更远更偏僻一点才能找到猪草，否则以三兄妹的努力，在猪们长到了开肚吃食的时候，根本填不满它的肚皮。好在猪们不太挑食，我们实在找不到好猪草的时候，胡乱捋几把杂草、树叶，它也能对付一顿。

猪草扯好了，还得去池塘里淘洗干净，再在潲盆里剁碎，混上粒粒可数的剩饭和清可见底的潲水，端给它，守着它吃完，再把盆子拿出猪栏，一天的饲养工作才算完成。

日复一日，三百多天过去了，猪们长得差不多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老百姓自己宰杀牲猪吃肉，必须找两个强壮的男子汉，用两根竹杆做成的猪架子，抬着把它送到公社食品站，可以换回一些工分、一些钱，外加两三斤猪肉。一年到头，普通的农民家庭，养一头一百多斤的肥猪，自己能够吃到的，也就是这两三斤肉。

那时候的猪，吃的是青草，架子拉得大，肉却长得少，一年下来，总是只能长到一百多斤，食品站收猪的标准，超过一百三十斤就是甲等了，那可是百里挑一的机会;不像后来，几十斤饲料喂下去，两三个月的猪就能长到三四百斤，只是猪肉有点变味了，远没有青草喂出来的好吃。

养鸭是一项比较费时间的活，鸭崽刚刚买回来的时候，除了用剩饭泡水喂养之外，还要喂一些活物如蚯蚓、蛆之类，蛆可以从厕所里淘，一般是大人的事，挖蚯蚓则主要由小孩承担，其实这项工作有一种特别的乐趣，看着长长的蚯蚓从泥土里冒出来后之后慢慢地爬行，小鸭子迈着蹒跚却又迅速的步子伸着扁扁的小嘴的形象，如果不是挖蚯蚓的人太多、挖的时候又要注意不让锄头伤到蜂拥抢吃的小鸭子，我是特别喜欢这样一种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