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跑步进入1994年，这一年我六岁半，也属于跑步进入一年级。

原本，我的父母想让我在去年就读一年级。

奈何，五岁半的我，说话还有些颠三倒四。

当老师问我，“阿福，你几岁了”时？

我父母原本为我准备的答案，应该是，“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六岁了”。

如果我能准确回答出这个答案，老师就会通知我的家长办手续入学。

奈何，我这个人本来说话就不清楚，回答问题时“我我我”了半天，最终还是说了个“五岁半”。

五岁半属于口语化的表述，身边的小伙伴也有人用更加书面的表述说自己已经“满五进六”。

不过，那个年代的老师其实不太在意我是不是会早一年上学，她们在意的是我说话好像还不太利索，恐怕还不具备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

事实证明，那一年面试我的老师，很有一定高瞻远瞩的眼光。

后面没几年，入学的年纪就管控得严格起来。

毕竟，不能因为家大人不爱看孩子，就把孩子一股脑都送去学校。

孩子太小的话，不要说学文化，连集体生活都无法适应。

对于我来说，晚上一年学，其实也有个好处。

因为，我念育红班的学校，它在94年的时候突然黄了。

我仍然记得那个春天，在最后一节体育课下课后，我的父母就得到老师转达的消息。

因为政策调整，学校合并，这间学校被规划掉了。

如果需要继续上学，可以去隔壁庄子上的学校，离这里不算太远，家长骑车只需要多走十分钟路程。

我至今仍然记得，体育课上惹了老师不高兴，却没有想到那是我在那个学校的最后一节体育课。

我当时生活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父亲，并没有觉得多骑十分钟车子有什么问题。

但是，同住一个社区的其他家长，却有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自己家已经上了两三年学的孩子，本来可以自己走着上学，为什么非要家里骑车去送？

事情闹将起来，这些家长其实不敢把学校怎么样。

当然，他们也找不到学校里面去，在通知到所有学生或家长以后，学校很快便关门上板。

无法接受这些的家长，只好找自己供职的厂里。

这是他们这些年养成的习惯，以厂为家，家里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工厂，找组织。

组织在这一刻，担负起了应有的担当。

工厂研究决定，如果孩子在今年需要转学或者入学，可以去一条街区之隔的区重点小学。

因为户口问题不能入学的，厂里负责沟通协调，并出借读费。

前文曾经提起过，借读费是一个学生三千块。

即便到了94年，那也是我父亲半年的工资。

这导致我父亲乍然听到这个消息，下班路上一路都在笑。

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只剩下几个车间还有活干的厂子，居然能为工人出这份钱。

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实惠而高兴，他是觉得国家和组织，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这些工人。

父亲回到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