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旧时重提，开始了“胡惟庸案”的第二次屠杀，杀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陆聚等，胡党案牵连勋贵二十二家，其中二十家为洪武三年封的旧勋贵或者其子孙。这次屠杀，针对的是老勋贵，而洪武三年之后因功封公侯的二十家新勋贵，基本完好无损。

如果你是新勋贵，你会兔死狐悲吗？估计也不会，因为本身就是两个团体。说不定你还会觉得，这些老家伙都死光了，正是我们大展拳脚的时候。

第三阶段：杀新勋贵

但是好景不长，洪武二十五年，杀新勋贵叶升（洪武十四年封侯），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爆发，洪武三年之后被封公侯的新勋贵们基本被一网打尽，十七家新勋贵被屠杀一空。

洪武二十七年0，杀功勋卓著但是又与朱元璋私人关系并不特别亲密的冯胜、傅友德。经过三个批次的有计划杀戮之后，勋贵家族还有八个：徐达、李文忠、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吴复、郭英。

李文忠、沐英、汤和就不必多说了，三人是拿了朱元璋金水的，只要不是像朱文正一样不作死不舒服，基本死不了;

徐达功成身退，自身又听话;郭英是朱元璋的大舅子。从此，开国元勋的势力基本被消除殆尽，这一切，朱元璋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基本完成。

但是，并不是说一开始朱元璋就下定决心杀完大多数勋贵，而是随着自身思想的变化以及太子朱标之死等事件的发生，有些事情不得不行，也不能不做。

崇祯皇帝试图通过招安张献忠来平息内乱，但这一策略最终失败。在招安失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反思自己的决策，反而将责任推给了当时的兵部尚书熊文灿，导致熊文灿被处死。这种做法无疑削弱了朝廷的威信，也让其他官员感到不安。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与清朝的秘密议和事件上。崇祯皇帝原本希望通过议和来缓解边境的压力，但当议和的消息泄露后，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他又将责任推给了负责此事的陈新甲，陈新甲因此被杀。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让朝中大臣们对皇帝的信任大打折扣。

在军事指挥上，崇祯皇帝对孙传庭的态度也体现了他的急躁和不理智。孙传庭在崇祯皇帝的催促下仓促出关作战，最终战败。而崇祯皇帝不仅没有给予应有的理解和支持，反而指责孙传庭轻率无谋，这种做法无疑打击了前线将领的士气。

崇祯皇帝对待地方官员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失望。他对山西巡抚耿如杞和甘肃巡抚梅之焕的处理，显示了他对问题的简单粗暴和对责任的逃避。耿如杞因士兵哗变而被杀，梅之焕则因士兵疲惫不堪而迟到被罢免，这些决定都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后果，只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

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崇祯皇帝的行为恰恰相反，他的不公正和不理智导致了朝廷内部的分裂和士气的低落。士兵们虽然忠诚于明朝，但在这样的统治下，他们的忠诚和牺牲似乎变得毫无价值。

崇祯皇帝的行为也让人们开始怀疑，大明朝是否真的值得他们去爱。在他的统治下，官员们为了避免触怒皇帝而选择无所作为，这种消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明朝的衰落。

辽东巡抚方一藻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辽东任职十年，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显著的成绩，但他却能够长期稳坐职位，原因就在于他避免触碰敏感事务，只是维持现状。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避免了风险，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对国家利益的极大损害。

尤其是当那些与皇帝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也没有尽全力拯救国家时，普通官员和士兵们的忠诚和努力似乎变得更加无足轻重。最终，崇祯皇帝的行为让人们开始质疑，如果不是皇族成员或者亲信，那么为大明朝效力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