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童年是多滋的。我的童年时代物质生活不算很好，但我的童年记忆很富足。回顾整个童年，最让我留恋的是童年的食物。对我而言，童年的食物是有温度的，也是难忘的，更是不可复制的。除了妈妈的味道，很多小时候吃过的食物现在已经吃不到了，这些食物只能化作记忆停留在脑海里。我想，和我同龄的大多数人小时候都吃过妈妈做的饭吧。时代条件不同，我们这一辈的母亲多是能干的，真真的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吃穿住行，无不靠着那一双手，勤劳贤惠，自给自足。

我的母亲是个极贤惠持家的人，那时候家里吃的东西几乎是不用花钱买的，除了大米。因为我家没有水田，要吃米的话只能去买或者用其他的粮食换，粮食换粮食是那时候常有的事，每家每户的需求不一样，旱地里种植的麦子、土豆和玉米对那些水田较多的人家就很稀缺，大米和玉米是我们那里的主食，玉米不是光整个吃，而是做成玉米饭，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的。那个时候吃玉米饭多是因为要么没钱买大米，要么就是水田多的人家的大米都是拿去卖了，只留下一部分过节和招待客人吃。或许是小时候吃米吃的少，总是讨厌吃玉米饭，老是和母亲吵吵着要吃大米。我们那个年代，吃好吃的可是要分情况和时候的，像吃米饭和肉这种好东西，多是在过年过节或者客人来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好酒好菜的招待。这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待客之礼吧，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的小时候还好，或许是幸得父母的疼爱吧，虽然不是每天吃肉吃好菜，但没有真的让我们等到过节吃或者沾客人的光。

倒是经常听父亲他们说他们那一辈的老黄历，不要说肉菜和大米了，能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日常吃的饭菜基本是没有油水的，哪怕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锅里能漂出一调羹的油就是很好的人家了。父亲说他小时候吃的很好的一次是爷爷过年的时候用五十斤玉米换来的半个猪头。其实猪头没什么肉，但父亲说对于他们那个年轻，能喝点猪头汤已经很满足了。父亲母亲也是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头的，母亲还算好些，父亲15岁就踏入社会当家了。我的外公当时是村书记，外公也有一些文化，懂会计，是个能干的人。外婆则是个贤惠持家的人，更像个名门闺秀，外婆讲话总是笑眯眯的细语呢喃，是个很慈祥温柔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母亲和外婆很像。母亲一共6个姊妹，母亲排行老三，上面还有大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大舅和大姨，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正是外公能干，外婆贤惠，所以母亲他们小时候虽说不是过的特别好，但是能吃饱能穿暖。但在那个年代吃苦则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家里有干不完的活儿，地里也有干不完的活儿。母亲排行老三，按理儿说会少做一些，有大舅和大姨做。但大姨小时候体质弱爱生病，而大舅要忙着上学，也就是放学了会帮着放牛放养。母亲说，当时小姨（我们小时候叫幺舅，现在也叫小姨）和小舅舅都还小做不了什么，家里的活基本都是母亲在和外婆一起做。当每次母亲提到读书，都是满心的后悔。当时学校离外公家很近，母亲说就是几步路就到的距离，但没去读书不是外公不让她读，而是她有一次看到大舅他们读书的时候，老师正在教室罚学生蹲马步，还要画个圈圈让学生站进去蹲。母亲说看着感觉太害怕了，也很尴尬，就这样母亲就没去好好上过学，母亲是个脸皮很薄的人，也讨厌被别人吼和骂，这也是她不去读书的原因。所以，她们姊妹几个，就母亲一个没上过学。所以在家里，跟着外婆学做家务、洗衣做饭打扫、纳鞋制衣、养猪养鸡养牛，什么家务都干，家里的做完还要做农活。做农活倒是姊妹几个会一起跟着外公外婆去地里，因为那时候的土地很多，母亲小时候还种过烟草。母亲的老家以前就盛产烟草，一部分土地就专门用来种烟草，另外的就用来种玉米、小麦、高粱、小米、土豆、酥麻、大豆、黄豆、红薯、地萝卜这些作物，倒也是自给自足。不过家里人口多，吃的也多些。母亲做完家里的家务，就要去地里跟着干农活，没农活干的时候，就去放牛放羊，还要背着背篓割猪草，天黑了就和牛羊作伴，赶着牛羊背着猪草回家。当然，当时外婆也是很心疼母亲的，但是家里和地里的活多，大舅二舅他们要上学，大姨身体不好，干活不吃力，基本家里能和外婆一起干活的就是母亲了。

而父亲小时候过地也苦，没有母亲那样幸运，能吃饱穿暖。父亲也上过学，当时成绩还很好，听父亲说他都上到初中了，但由于条件不允许就辍学了。他说当时他的老师还给他说，只要他继续读，他老师给他出学费。但条件逼迫，父亲即使很想上学，但也只能心领老师的心意。他15岁就踏进社会，学搞建筑，父亲是个头脑灵活的人，学东西也快，若不是当时的环境，父亲定是个有成就的人吧。靠着这一门手艺成家立业，维持生计，重新修建了新房子，抚养我们姊妹四人长大成人。但在父亲的小时候总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爷爷比较自私只管自己死活，奶奶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但却过于老实，父亲他们只能靠自己去外打拼。父亲说当时到了要种粮食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种，可爷爷奶奶不动工，家家户户都种完了，他们才去种，等到别人家能吃果实的时候，他们没得吃，只能去地里薅草卖，2毛钱一捆草，还有拿家里的鸡蛋去集市上卖，卖了的钱才能买点布做衣服，才能买点粮食回家，分作几次吃。父亲兄弟姊妹一共6个，父亲是老幺，三个哥哥两个姐姐。而从小和父亲形影不离的是二伯，他们经常一起去扯草去卖，还一起卖过小猪仔。父亲说二伯是个有生意头脑的人，二伯要在小猪仔背上抹上一点猪油，让猪崽子看起来光滑发亮，能卖出好价钱。果不其然，等他和二伯将猪崽背到几十里地的市集，背篓还没落地就有人问起了。抹了猪油的猪崽，比市场价多出几块钱。那时候赶集还得赶早，去晚了就没摊位了，没有好位子，也是不好卖的。哪怕是严寒的冬天，父亲和二伯都要起个大早，天灰灰亮，穿着双草鞋和补丁的布裤子就要背着卖的东西去市集了。冬天冷了，卖不了牲畜，也割不了草的时候，换不到粮食，就只能去地里看有没有野菜，扒野菜回家煮，要么就是顿顿吃红薯和土豆，或者煮红薯叶做汤。所以，现在父亲提到红薯和土豆也是怕极了。

母亲小时候在家过地辛苦，长大了嫁给父亲也过地不算踏实，坎坎坷坷。反观大姨呢，小时候没做过什么活，清闲享福，长大了嫁给大姨父也总是姨父在照顾大姨，做饭做家务很多都是姨父做的，大姨在市集上做起了小生意维持生计。我是个不信命的人，但有时候不得不说，每个人的命运就像是早早就安排好的一样。至今我都不太清楚大姨父家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的，家里为什么要比别人优越一些？我才出世不久，母亲说当时姨父就买了一辆拖拉机。在那个年代，家里有自行车、衣柜、碗柜，手上能上手表的就是有钱人了，而姨父能买的起拖拉机。在当时这可把姨父神气坏了，当时我家的条件不是很好，姊妹也多，所以姨父是不太瞧得上我家的。小时候，每年外公生日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去外公家给外公庆生，父亲要打上四五斤白酒，买两把面条和四五斤白糖或者麦粉拿去外公家。每次去外公家只要遇到姨父，姨父总是在父亲面前炫耀，也有些阴阳怪气。但倒没见他拿什么去给外公庆生，只是后来大家都知道姨父好似就那个脾性，总是有一张臭嘴，噼里啪啦，时不时也爱开些乱七八糟的玩笑，疯疯癫癫嘻嘻哈哈。所以大家给姨父取了个外号叫“疯子”，还有个原因是姨父家本家是姓丰，因为老祖宗们以前躲避一些天灾人祸，几经辗转而后跟着别人姓了陈，这一点和我家很像，我的本家姓武。时不时听老一辈说，我们是武则天的后代，也有说我们老家是从江西辗转迁过来的。虽然都知道姨父是那个脾性，但父亲总是不喜欢姨父那个爱炫耀的劲儿，父亲是个要强的性格，是听不得这些的。但父亲也有志气，别人越是打击，越是觉得他不好的时候，他越能活的出个样子。所以他学了建筑手艺，哪怕没日没夜的干也要做出点成绩，一是让我们过地更好，二是不再让人瞧不起。所以在我大概6岁的时候，我家就搬上了新家。

在搬新家之前，父亲其实是和母亲商量着去城里做这门手艺，当时市场很好，如果在城里做的话，现如今可能我家的条件要更好。但当时城里治安很乱，经常听到大街上打打杀杀、偷抢等乱七八糟的污糟事太多，母亲说治安乱不安全，太害怕，所以这个念头就打消了。当时父亲想去城里发展是看中城里当时的市场好，肯定能赚到钱，另外也能逃离镇上的那些腌臜事腌臜人，图个清净。但当时和母亲没商量妥当，也就一直走到了今天。母亲说我还没出世，父亲又时常在外，她挺着大肚子，背上背怀里包手里牵，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去地里干活。这画面真的是现在的人想都不敢想，更做不到的。与其说是母亲太能干，不如说母亲是无可奈何吧。她说有一次怀着我八个多月的时候，把二姐放在家里睡觉，带着哥哥和姐姐去地里挖土豆，当时哥哥姐姐都会走路了，母亲就背着一背篓满满的土豆，土豆上还要压着一些草，带回家给猪吃的，拿着一根拐杖（方言叫做拐扒子）倚着走路。每次我听到母亲说这些，心里很是心疼也很心酸，有时候也会夸母亲能干厉害，但母亲说那一次走路脚都是发软发抖的，因为肚里里怀着我，背上背着那么重的东西，去干活前吃了的东西也不顶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