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
释放了田信。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
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汉武帝与张汤商量制造白鹿皮币,询问大司农颜异的意见。
颜异反对,汉武帝不高兴。张汤又与颜异不和,正好有人以其他事告发颜异,颜异就被逮捕下狱,由张汤审问。
颜异曾和客人对话,客人说法令初下,有不便之处,颜异没回应,只是稍微讥讽了几句。
张汤就上奏称颜异作为九卿,见法令不便,没有明说却内心诽谤,判处死刑。
于是开启了所谓“腹非(腹诽)”的先例,从此公卿大夫也大多阿谀奉承、讨好皇帝。
义纵少年时,曾伙同他人抢劫为盗。
汉武帝即位后,他的姐姐义妁,因医术高明,得幸于王太后。
依赖这种关系,义纵被拜为中郎,任汉武帝侍从。
在皇帝身边不久,他被派住上党郡任--县令。
任县令期间,他敢作政为,《汉书》说他“治敢往,少温籍,县无逋事”,意思是说,他敢于施行暴政,从不对任何人容情,使得县境之内没有盗贼容身之地。
在考察政绩时,被举为当时第-。
随后,他又先后被迁升为长陵令和长安令。
长陵与长安多贵族权贵,他们的子弟门客,依权仗势,违禁乱法之事不断。
义纵到任后,“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对违反法令者一律严惩。王太后外孙名仲,身为皇亲,有恃无恐,横行京师。
义纵查知后,派人捕获,绳之以法。他的勇敢举动,得到汉武帝赞赏,认为有治民能力,提升他为河内郡都尉。
河内郡豪强地主较多,气焰凶炽,义纵到郡,立即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
河内郡迅速稳定,“道不拾遗”。义纵旋被提升为南阳郡太守。
汉武帝时,重用敢于镇压豪强地主的官员,出现丁不少有名的酷吏!
关都尉宁成是当时颇负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非常富有,有陂田千余顷,尽数租佃给贫民,共有雇农数千家。
他被罢官居家时,“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因此,宁成是一个本质上实属豪强的酷吏。
即使这样,他也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而感到胆寒,当义纵出关赴任时,宁成极为惊恐,对义纵毕恭毕敬,亲迎亲送。
义纵洞悉宁成用意,却不为所动,决心予以打击。
他抵达南阳上任后,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恨究底,将宁成治罪。
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它郡。
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
时汉朝己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
为保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
义纵到郡,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200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200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400余人同日斩杀。
全郡人闻讯吓得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汉武帝变更币值,将铸币权由私人手中收归中央后,各地盗铸五株钱者甚多,京师地区,盗铸者尤其猖獗。
为刹住盗铸之风,保护汉政府财政收入,在元狩四年,汉武帝又把义纵与另一个酷吏王温舒调回京师,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督察京畿地区。
由于这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盗铸者成分复杂,因此尽管义纵到任后大加捕杀,却不能彻底遏止盗祷之风,盗铸之事仍时有发生。
汉武帝元狩六年,汉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宫,见沿途驰道久未修整,有所损坏,开始对义纵不满。
这年冬季,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认为这会扰乱民生民心,未请示汉武帝,便派人把杨可的部下抓起一批。
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义纵,并遣大臣杜式严查,最终定义纵为破坏执行诏令之罪,将其诛杀。
义纵为官多年,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曾枉杀了不少无辜百姓,应受遣责,但他卓有成效地“以鹰击毛挚为治”,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
故司马迁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绩,并誉他们为“虽惨酷,斯称其位”者。
尹齐,西汉大臣。
尹齐初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
时张汤为御史大夫,经常称赞尹齐为政廉洁,做事果断。
武帝使尹齐负责捉拿盗贼,尹齐执法不避权贵,有功,迁关内都尉。
其前任宁成即以严酷著称,出入潼关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对宁成畏惧如此。
尹齐到任后,严酷之名“甚于宁成”。
武帝以为能,拜为中尉。
由于尹齐督察苛刻,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虽有所收敛,但一般官吏也都因担心触犯刑律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治事,故诸事多废,尹齐为此被免官。
后来,死于淮南都尉任中。
死后,家中的财产不过50金,可见做官廉洁。
因其诛杀过多,仇家要联合焚烧尹齐的尸体,其妻只好载尸逃回原籍。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
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
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
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西汉初年,关东诸王,屡谋与朝廷抗争,地方豪强也企图乘机割据称霸,对西汉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在中央常备军中,除增设八校尉、期门军、羽林军之外,还专设楼船军(水军)。
汉武帝因杨仆战功赫赫,且熟悉关东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而任其为楼船将军,前往关东监督。
关东是相对关中而言的,秦、西汉等定都今关中(含今陕西西安、渭南、咸阳、宝鸡的地区)的王朝,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
为拉拢人心,汉武帝把关中的土地分给了当朝有功之臣,唯独没有杨仆的份。
汉武帝对他说,关内的土地分完了,你就做一个关外侯吧。
老家在关东的杨仆并不情愿做一个让人耻笑的“关外侯”。
他上书汉武帝,要求将函谷关东移至今新安县境。
为扩大关中地盘,加强对关东的控制,汉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带领他的部下及门人,将函谷关东移至三百里外的今新安县境,称其为新关,“旧关”也因此而改置弘农县,南湾村就此归入了关中的地盘。
杨仆在关东监督期间,因治军有方深受汉武帝赏识,任其为主爵都尉。
此时,恰逢南越发生叛乱事件,汉武帝命杨仆率兵南下平叛。
其进军路线是:出豫章(今南昌)、下浈水,会师番禺(今广州)。
元鼎五年,杨仆按规定路线到达豫章后,溯赣江而上,经南康至南安,为大庾岭所阻,全师只得弃舟登岸,从陆路越过大庾岭,来到浈、凌两江交汇处,伐木造船,再建楼船师。
有资料说:“(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西汉时一丈约合2.3米,说明楼船高大雄伟,威武壮观,可见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相当高超。
杨仆南下平叛历时一年有余,足迹踏遍了今天的广州、香港、珠海、深圳和海南岛等大片土地,为打击叛乱势力,维护民族大融合的太平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史记》、《汉书》都记载了楼船将军杨仆平南越之乱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有诗曰:“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汉节梅花外,春城海水边。”
至今南雄一带仍有“杨历岩”、“楼船水”等地名,表现了后人对杨仆的思念。
但是,后人在评价杨仆南下平叛事件时,也有不同的看法。
平叛战争取得胜利后,杨仆还受命带兵参加了另外两次大的战争。元封元年,杨仆与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合力剿灭东越。
杨仆受命率兵五万横渡渤海,与左将军荀彘共征朝鲜。
因指挥不力、战术陈旧、士卒死伤过多而被汉武帝治罪,后贬为庶人。
武帝时,约于元朔五年左右,奉命整理军事类图书,根据当时掌握的图书文献,将兵部图书编辑为《兵录》。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
第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
第三,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
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减宣屡次被免官又屡次被起用,担任御史及中丞之官差不多有二十年。
王温舒免去中尉之官后,减宣担任左内史一职。
他管理米盐之事,无论事情大小都要亲自经手,亲自安排县中各部门的财产器物,县令和县丞也不得擅自改动,如果他们敢不服从命令,减宣甚至对他们处以重刑。
同时为官几年,其他各郡郡守都只能办好一些小事而已,但是唯独减宣能从小事办到大事,凭借他的力量保证政策顺利推行下去。
后来,因为他的属官成信与他结怨。成信逃走藏到上林苑中,减宣派郿县县令杀死了成信。
官吏和士卒射杀成信时,不小心射中了上林苑的大门。
减宣被交付法官判罪,法官认为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减宣被迫自杀。
减宣是杨县人,因为当佐史无比能干,被调到河东太守府任职。将军卫青派人到河东买马,看到减宣能干无比,就向皇上推荐,被征召到京城当了大厩丞。
当官做事很公平,逐渐升任御史和中丞。
皇上派他处理主父偃和淮南王造反的案件,他用隐微的法律条文深究诋毁,所以被杀的人很多,被称赞为敢于判决疑难案件。
他屡次被免官又屡次被起用,当御史及中丞之官差不多有二十年。王温舒免去中尉之时,减宣当左内史。
管理米和盐的事,无论事大或事小都要亲自经手,自己安排县中各具体部门的财产器物,官吏中县令和县丞也不得擅自改动,甚至用重法来管制他们。
当官几年,其他各郡都办好了一些小事而已,但是唯独减宣却能从小事办到大事,能凭借他的力量加以推行,当然他的办法也难以当做常法。
他中途被罢官,后来又当了右扶风,因为怨恨他的属官成信,成信逃走藏到上林苑中,减宣派郿县县令击杀成信。
官吏和士卒射杀成信时,射中了上林苑的门,减宣被交付法官判罪,法官认为他犯大逆不道的罪,判定为灭族,减宣就自杀了。
杜周得到任用。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根据《前汉书》记载,杜周出生于南阳郡杜衍县,本来是南阳太守手下的一名办事,通过巴结上司得利,受推荐给张汤,升为廷尉史。
他办事专门看上司的意思。
上司中意的人他就故意减轻罪状,上司厌恶的人他就加以打击。
在他任廷尉职期间被关入监狱的人数大增,被关监狱的时间也延长。
他的做法还受到武帝赏识,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上升到三公的地位,家资无数。
他的两个年纪大的儿子都成为重要地区的郡守,控制黄河两岸重地,而且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残暴。
只有少子杜延年为人宽厚。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着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
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
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
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
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
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
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
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
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
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
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
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
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天汉三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病死。
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
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
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
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