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资治通鉴》）？”

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

从此，刘濞称病不上朝。

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

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

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

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汉书》。”

晁错的父亲得知此消息，立即大骂晁错不孝，并与其断绝父子关系。

在后文中可以看出老人家的远见。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以卖官等各种无理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

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

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国。

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

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

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

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

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

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诛其九族。

虽然晁错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毕竟不能使诸侯服气。

这样削藩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并且给了七国一个发兵的理由。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

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

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

汉廷为何速胜？

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

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

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

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

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

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

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

而吴王刘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

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

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

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

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

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

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

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

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

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

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

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

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

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

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

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

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

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

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

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

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

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

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

前元元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

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

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

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

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

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

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

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在修建阳陵时，效法汉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

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

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

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