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是，有关注度就有商业价值，在后世它就能产生很大的植入广告收益，赶在这模式之初，发起来的大不是十个二十个那么少。

可以植入广告也就可以植入观念，依靠这而领取贼鹰中情局狗粮的大也不是十个二十个那么少。

并不是说植入观念真能卖多少钱，这其实也是传销的一种。却可以用这噱头进行融资，吸引没去处的大资本来风投。

这个过程换算在这里就叫“政治融资”，当有影响力和读者后，在北宋一定有朝中大佬来进行政治下注，蔡京不来蔡京的对头也会来。

于是赵诚倾向于这个模式。

能否走通赵诚自己也不确定，但目测成功可能性会比王安石那铁头高些。王安石这家伙理想是有的，但他最大的问题在于把整个上层都得罪了，同时基层信他的人也不多，于是被妖魔化就是必然结局。

好处是他生在北宋，顶了天也就是不做官。此点是北宋的可爱之处，也是可悲之处。因为大宋制度能保护王安石的同时，也就能保护那些反对“治疗国家”的毒瘤派。

既然王安石不能被抄家灭族，对门当然也不会，于是有恃无恐的持续打嘴炮，为了反而反，就和贼鹰那群把联邦政府都关门了的政客一样的节操。反正顶了天也就降几级赶出京去。

“老子换个地方照样做官，照样写文章妖魔化你。”

这大宋逻辑基本和后世一些时期国企里的正式工差不多，不做事，聘请一群外聘临时工替他们干活。

正式工的主要职责是往返于信访局，工会，厂长办公室间，聚会骂人，就让厂长不痛快却开除不了，只能继续计算工龄发给工资。强行编入绿化组和单车房，是为了让他们有个岗位才能发绩效，他们才不闹事。

于是原本六百块请两个大妈就能完成的绿化工作，组织上安排了大约十三个人，一个经理两个正副书记，两个服务公司科员，剩下的七个正式工大约每天工作半小时去完成绿化。

这只是街头巷尾的一个缩影，赵诚的奶奶治下国企基本就这么运作。

一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想揽事，说无法解决。一些人是揣着糊涂装明白瞎作为，那叫蠢。

还有最后一类是不是蠢而是坏，不想解决是等着奶奶们都兜不住的时候首长会南巡，于是奶奶们就有底气签字股份制改革私有化了。

要是被奶奶把企业给救活，那些个厂长怎么从月薪一千多的公仆摇身变为身家千百万的老板。

就尼玛有那么奇怪，买的时候是负资产、负担，买完后大多变为盈利的优质资产了。场景和苏联帝国何等相似。果然资本家才是大善人，才是救世主。

这特么很北宋。历史就这样，难怪哲学家总强调“人类能从历史学到的东西就是：会犯差不多的错误”。

管仲这货聪明人啊，乃是那日听张纪解读管子才知道老管真相了。

老管的大抵意思是不枪毙人是干不好的。譬如赵诚觉得，最早那货如果被奶奶签字枪毙了、而不是弄去印刷厂做书记，兴许地州五分之一的国企当年就会扭亏为盈。

受到唐末以及五代那丧心病狂的血腥混乱影响，在北宋永远是不可能走尚武路线，此点是从太祖皇帝老赵开始，整个天下以及子孙后代共同的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