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然压低声音说：“是那个男的。他说他做过很多次匿名审稿人。学刊主编找到他，他不好拒绝，但是……”他顿住两秒钟，然后像相声演员抖包袱似地说：“他说他每次都建议拒绝刊用。你猜为什么？”

“因为他的水平太高，瞧不上别人的论文？”

“错！他说，如果他提了修改意见，等修改稿交上来，他还得再看一遍。他不想在审稿上浪费时间，所以第一轮就直接建议主编拒掉。”

“他怎么能这样呢？太差劲了。”我一下子想到有朝一日兴许我的论文也会碰到这样不负责任的审稿人。

“是啊，他最愚蠢的是竟然还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而且是在工作面试时说。”

“真是怪人。”

“不是怪，是蠢。别看这些人智商高，可在日常生活中简直就跟没长脑子似的。我前几年面试过一个欧洲人，哪个国家来的我忘了，当时在耶鲁做博士后。吃晚饭时，他说他有两个女朋友，一个住纽黑文，另一个住纽约，他周二到周四住纽黑文，另外四天住纽约。”

“这个，太过份了吧，他怎么能在面试时说这些呢？”

“所以说这些人蠢么。白痴。就算当时喝了点酒，大家都很放松，但再嘻嘻哈哈，也不能说这种话么。”

听着他的评论，我心里想，是啊，是啊，这种蠢事我们精明的中国人是不会做的。我们都知道心里想的东西是不能说给别人听的，而说出口的话未必是心里真正认同的。

出了袁方的办公室，我直奔沈昕的办公室。她才是我最想见的人。可惜她的办公室有人。过了一个小时再去，还是有人。今天大家都好忙啊。第三次去时，她不在。第四次去才见到她。

听我说原谅了父亲，她的眼里闪过兴奋喜悦的光彩。“好好说说，你是怎么想通的？”她起身去把门关上，坐到我对面，双臂平撑在桌上，开心地看着我，“我今天的事都做完了。你慢慢细说。”

她的认真劲儿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一时间也不知该从哪儿说起……去给我妈上坟时，看见坟头上有棵小树，那一刹那间，我毛塞顿开。真的，就好像心里堵着的一道墙突然被什么给撞开了一道大口子，然后很快那道墙就哗啦哗啦塌掉了。我由衷地感激我爸种了这棵树。那真是一棵好树，顽强独立，不惧风雪严寒，它肯定长出了强壮的根。我相信它把我妈的魂灵带到了天空。我妈自由了。永远自由了。她不再有痛苦。伤害就此停止，怨恨便失去了根基。当时我想起你说的这话，怨恨还真的消减了不少。之后我意识到这些年我被怨恨堵住了心，看不见想不到我爸好的一面。其实他曾经是个慈爱的父亲，现在也还是。他也曾经是个好丈夫，给我妈带来了她一生中唯一一段幸福岁月。正是因为那段幸福时光对我妈来说太宝贵太难得了，她才承受不住失去的打击。可以说，他帮我妈建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又一手毁掉了它，也一并毁掉了我妈全部的希望。可怜我妈再也站不起来了，没法开始新生活，也没法让自己快乐起来，可能是因为她缺乏幸福的能力吧。有人说，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幸福的能力。很明显，我们母女都缺乏这种能力。幸福的能力，你说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我倒没想过。”她思忖了一下，“不过，我觉得你已经说到关键点上了。有幸福能力的人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建造起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是对外敞开呢还是关闭，全凭自己心意。有客想来我欢迎，想走我不留。他若愿意留下帮我把这个世界装点得更美好，我欢迎他常驻。他若是抹污了我的世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赶走。他来也好走也罢，都不会摧毁我的世界。只有源于这样内心世界的幸福才不会被人剥夺，因为它既不靠别人的恩赐，也不依附于别人。”

“恩赐……”我心有所动，“小时候看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印象最深的是刘思佳说的一句话：‘做人的尊严，当领导的资格，不是上级所能任命的，也不是别人所能恩赐的，得靠自己挣。’这些年我经常想起这句话，时不时提醒自己做人的尊严要靠自己去挣。幸福的能力也要靠自己挣吧？想想我妈，不是她不想，不是她不努力，她从小到大付出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辛苦。她那么努力地奋斗。工作上是先进工作者、模范教师，在家里不但洗衣做饭做衣服织毛衣缝被子，甚至挖菜窖脱坯做煤球，她时刻不停地忙碌，却最终没能获得让自己幸福的能力。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她缺乏基础？她努力的方向错了？或者跟那些都没关系，只是因为她得了忧郁症？她的神经太脆弱？还是因为幼年缺少爱的滋养，害得她无从获取能量来建造自己的独立世界？她的悲剧到底怪谁呢？我的悲剧性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身体有病？遗传基因？还是因为生在那个家庭，看到了那些丑陋，经历了那些以泪洗面的日子，把我变成了这样子？……看我，又在纠结这些了。其实我已经下了决心，把过去的一切都画个句号，不再纠缠过去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可那些东西还是会时不时翻腾上来。我倒是不再怨恨了，可还是做不到一点不想。”

沈昕安慰道：“心里顽固多年的执念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呢？其实，只要没了怨恨和心痛，想想过去也挺好的。毕竟那里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是能当成前车之鉴的话，磨难便成了财富。有的人摆脱痛苦是靠不思不想，而像咱们这样的人肯定是要靠多思多想的。”